作者：刘桂郁王法文
（一）涿鹿与涿州，如今都是北京周边的县（市）。涿鹿县在北京西北，涿州市在北京西南，两个市县-政*府-驻地直线距离约公里，相当于涿州城到北京城距离的两倍多。这是地理位置和空间距离。还有各自的历史长度。《河北省志?建置志》记载，涿州从秦代实行郡县制起，到年设立涿州市，多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郡县或州县两级-政*府-所在地。秦代（前年）设立涿县，到唐代武德七年（年），涿县改名范阳县。涿县（这是第一阶段）历时年。秦代的涿县设立20年后，西汉初（前年）在涿县设置涿郡，郡县两级同城而治。曹魏两晋把涿郡改名范阳郡（有时称范阳国），直到隋代开皇三年（年）撤销范阳郡，涿县直属幽州。涿郡与范阳郡（国）历时年。唐代武德七年（年）涿县改名范阳县，到明初（约在年）撤销，范阳县历时约年。唐代大历四年（年），在范阳（原涿县）、归义、固安三县设立涿州，与范阳县同城而治。到民国二年（年），涿州改名涿县。到年涿县改名涿州市。涿县（第二阶段）历时73年。截止到1年，涿县（两段合计）历时年；涿郡历时年；范阳郡（含范阳国）历时年；范阳县历时约年；涿州历时年；涿州市已是第25年。涿鹿和涿州相比，历史长度差距颇大。涿鹿县是西汉初设立，具体时间不详。假设与涿郡同时（前年）。据《河北省志?建置志》，到十六国时期后燕政权（—年）尚有涿鹿县，属广宁郡。年，北魏占据幽冀诸州，涿鹿县被撤销，具体年份不详。如果设定在公元年，则涿鹿县早期的历史有年。此后，从北魏到民国初约年间，今涿鹿县地一直没有以涿鹿为名。近期的涿鹿县，是民国三年（年）由保安县改名而来，至今已历98年。涿鹿县两段历史合计约为年。（二）涿鹿（县）与涿州（市），如今虽然都属于河北省，但是一个隶属张家口市，一个隶属保定市，两县（市）辖境中间隔着房山（区）和涞水（县），似乎不会有何瓜葛。其实不然，多年来，有两件“历史公案”一直牵涉着涿鹿与涿州。一件是：被国际地理学会誉为“世界地理学的先导”的《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约—年），在年的《河北日报》上，既被当作了涿鹿县历史名人，又说是涿州历史人物。同时，涿鹿县地名地方志办公室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请出河北省委某位副书记和北京语言学院某教授，宣称“根据《魏书》，定郦道元是涿鹿县人，自信无误”。不过，郦道元在《水经注》“巨马水”篇中已经明确写上了自己的家乡与三国蜀汉先主刘备的家乡楼桑村相距不远，显然是在涿州。这个证据一公布，“郦道元是涿鹿县人”的说法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一件是：司马迁《史记》开篇记载的，轩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中的“涿鹿”是今天的涿鹿县？还是涿州？这也是一个颇有历史的“历史问题”，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主张“黄蚩大战”在今涿鹿县的文章或著作不少，恕我不在这里列举，其中有的文章已经把“涿鹿之战”演绎成小说样式，并且与涿鹿县境内的山河地形一一对应，似乎已成定论、不可怀疑，可见费了不少功力。主张“黄蚩大战”在今涿州的，没有“涿鹿县”那么热闹，但秉持着学者情怀，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比如：著名学者张岱年、季羡林作为名誉主编的《中华文化精粹分类辞典》在“涿鹿之战”词条中写道：“……距今4多年前，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为了争夺中原，在今河南省中部接战。黄帝主动向北撤退，蚩尤跟踪追击，最终进入涿鹿（今河北省涿县）地区……”“最新消息”莫如到网上去找。近日，从百度百科上看到：“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黄帝与蚩尤涿鹿(今河北省涿州)之战，为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争。……”“相传为中国远古时代，黄帝、炎帝两族联合同蚩尤九黎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争。约四五千年前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传说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的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融合，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而兴起于今冀、鲁、豫交界地区的蚩尤九黎族，则由东向西发展。两大部落为争夺适于牧猎和浅耕的地带，在涿鹿之野（读音：zhuōlù）（即浊陆，今太行山与泰山之间古河、济浊流充斥的广阔原野）展开长期争夺战……”“传说距今约4余年前，黄帝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九黎族首领蚩尤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进行了一次艰苦激烈的大战……”一个词条，用了四种解释，可知编者“海纳百川”的胸怀，而且不同的观点兼收并蓄，可见主编在力求客观公正。离开网络再看“《史记》三家注”。多年前东汉的经学家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到三国时，张晏认为服虔的说法不对，他说“涿鹿在上谷（郡）。”唐朝的司马贞根据“上谷有涿鹿县”，也判“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从此，认为“涿鹿县就是黄帝时期的涿鹿”与“黄帝时期的涿鹿在今涿州”这两个说法就并行不悖地流传下来。（三）毫无疑问，司马迁《史记》是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叙述哪个朝代的人和事，就要尽量用哪个朝代的地名、官职等“原汁原味”的词语，这是历史著述的基本规范和普遍准则。无论是撰写历史，还是研读史籍，都应该遵守这个规则，这一点可以说是个常识。比如今天的北京，按行政名称，唐代称为幽州，辽代称为南京，历史著作中不能出现“唐代诗人陈子昂到北京作了《登幽州台歌》”这样的叙述；看到辽国名将耶律休哥是“南京留守”也不能认为他曾在今天的南京任过官职。历史上的官职、特别是地名，不同朝代各不相同，阅读史籍的人，往往产生“以今为古”的误会，前述张晏、司马贞对古“涿鹿”的判断就是实例。而撰写历史必须“保持历史原貌”，则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以知道，《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邑于涿鹿之阿”中的涿鹿，指的并不是今天的涿鹿县。因为：1、黄帝时期距今约4年，涿鹿县是年前的西汉初期设立命名的，两者相隔约年。而且，涿鹿县地在西汉初设县之前，属于上谷郡（沮阳、下落）地，没有以“涿”为名。2、在西汉以前的秦代，已设立了涿县；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有涿都（或称涿城。见《韩非子》有度篇），都是今涿州的“曾用名”。3、黄帝时期的涿鹿，尚不是行政区划名称，而是自然地名。上古时期地名的命名方式和地名演变规律，是由单字向两个字发展。涿鹿应是在“涿”的基础上出现的。先有“涿”地，然后把它周围的山林原野名为“涿鹿”（鹿与麓同）。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阿是山前平地，即在涿鹿山前设立了城邑。尽管对黄帝时期所建的这座城池目前尚无考古发现，但涿鹿地区的中心聚落是涿邑，涿邑周围的山林原野就是涿鹿，应是不争的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涿都”就是由涿邑演变而来。当然，上古时期地广人稀，那时的涿鹿比今天涿州市所辖区域要大得多。4、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年），在秦代涿县的基础上，设立涿郡，辖涿县等二十多个县（和侯国），但不包括今涿鹿县地。涿郡设立后，在涿郡北侧的上谷郡地设置了涿鹿县。西汉时的涿郡涿县与上谷郡涿鹿县，和今天涿州属于保定、涿鹿属于张家口相似。涿郡与上谷郡的分界线约是今涞水县与涿鹿县的分界线。5、东汉经学家服虔解释《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涿鹿”是“山名，在涿郡”。史学家吕思勉（—）同意服虔的观点，并指出：“有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为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吕思勉认为，上古时期所谓的山，一般不是指一峰一岭，而是群山。现在有人把涿鹿山指定为某一座山，其实是一己之见、不懂古人。按照吕思勉的说法，涿州周边的群山，都应属于古涿鹿范围。根据秦汉时期涿县的辖区（见后文）可以推断，古涿鹿（自然地名）范围应是今保定到北京一带，这一带西部的太行山和北京北部的燕山，即是古涿鹿山。釜山是以形状命名的，所以是一座山，黄帝与诸侯“合符釜山”，是涿鹿山中的釜山，在今保定西北徐水县境内。（四）探讨历史问题，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探讨对象所属的时间和空间。古代的时间标志有朝代、帝王年号，并应注上公元纪年；空间，则是探讨对象所属的地域范围。同一地名，不同时期标示的地域范围是不同的。比如涿县，两千多年来的辖区变化是很大的。据“廿四史”中有关地理志记载，秦汉时期的涿县，南部边界与今容城、雄县相连，北部边界与涿鹿县接壤。唐代初涿县改名范阳县以后，辖区逐渐缩小。唐大和六年（年）析范阳县地置新城县（今高碑店市）；金代大定六年（年）以范阳县黄村置定兴县，“割涞水、易县近民属之”；大定二十九年（）年析范阳县和良乡县之地设立万宁县，后改名房山县。万宁县（房山县）的设立，把涿县分割成西北（野三坡）和东南（县府驻地）两大块。野三坡的龙门村刘家坟有元代碑刻，上写“大都路涿州范阳县龙门村”，岭南台村墓志刻“大都路涿州范阳县西北乡”等，表明金代设立房山县后，涿州北部仍属于范阳县。元代、明代的涿鹿（涿州）八景有“崿峪生云”、“盘坡夕照”；清代涿州八景把“盘坡夕照”改为“盘坡积雪”，都是野三坡地区的自然景观，证明了它们属于涿县。直到民国时期，今涞水县北部还是涿县辖境（涿县第六区）；野三坡一带是年后划归涞水县的。今天要问“涞水县北边是什么县”？毫无疑问，“涿鹿县。”回答正确。但是放到多年前的西汉时，这个答案却是错误的。今涞水县地（不含北部山区）西汉时名为逎县。逎县的东部与北部都与涿县接壤，所以，逎县的北边是涿县。司马迁可能是首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大学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述了自己的两次远行、游历：“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不久，“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次的记录。这两次远行，第一次到了江浙山东河南等地；第二次去了大西南。不可能游历到涿鹿。但在《史记?五帝本纪》文末，他却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司马迁曾经“北过涿鹿”？他“北过涿鹿”在哪一年？这个问题，《史记》中没有明白的记载，但有隐形的答案，我们认为，他来涿鹿就在汉武帝元封四年。《汉书》卷六记载，西汉元封四年（前年）武帝“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服虔注释“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逎县北界也。”这个注释没有被后人修正或否定。前面已说到，逎县，是今涞水县在西汉时的名称。逎县的北界就是涿县辖境，换句话说，西汉逎县的东部与北部是被涿县包围的。而且独鹿、鸣泽是横跨逎县涿县两地的，古代涿县人都把独鹿鸣泽作为本县的名胜古迹。明末清初大学士冯铨，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独鹿山房诗集》即缘于此。清代涿州知州秦承霈于道光五年（）创建鸣泽书院，就是因为“州治独鹿山下有鸣泽渚，为涿水萃秀之区”。当时的涿州，既不辖房山，也不管涞水，同城而治的范阳县也已撤销近百年，是民国初之涿县的前身。由此可知，独鹿鸣泽非为逎县所独有，它们也是涿县的名胜。这就是说，汉武帝“历独鹿、鸣泽”巡视的是当时涿郡的逎县与涿县。史学界公认，秦汉及其以前，涿鹿、浊鹿、独鹿互换通用，所以“独鹿”即是涿鹿；那么，要说汉武帝巡视的涿县和逎县即是古涿鹿之地，也是没有疑义的。所谓“自代而还”，是说经涿县西行进入代郡的广昌县（今涞源县）或代县（今蔚县。见附图），然后南行回长安。《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这次出巡比较简略：“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史记》《汉书》对汉武帝这同一件事的记载，虽然没有提到司马迁（没有必要提），但作为为皇帝“记言、记事”的太史公，司马迁“侍从”汉武帝到各地巡行，却是他的职责所在。正如他在《封禅书》文末所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正是这次跟随汉武帝出巡，完成了他关于黄帝的考察采风。因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说自己曾“北过涿鹿”，其实并没有到上谷郡涿鹿县，而是到了涿郡的涿县和逎县。他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全句没有一个西汉当时的政区名称，皆是“古代”的自然地名。他所以要用“涿鹿”而不用“涿县”来述说，除了与黄帝《本纪》全文用词保持一致外，还表明在他心目中，“今涿县”就是“古涿鹿”。（五）涿鹿县与涿县、涿州，虽然同是州县地名，但是，它们的“历史出身”却大不相同。如前所述，涿县、涿州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涿都”和更早的“涿邑”，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政区名称，是不同朝代“原地更名”，既没有离开“涿”地，又没有离开“涿”字；涿鹿县则不同，它是“异地借用”，是西汉初期把本属于涿郡的自然地名，变成了上谷郡的一个县名（政区名称），已经离开了原“涿”地。既然如此，有谁能给汉代的涿鹿（县）与黄帝时期的“涿鹿”画上等号呢？从轩辕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到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的演变发展。其间，“涿鹿”作为上古传说时期的一个地域，经历了涿邑、涿都、涿县、涿州等不同时段，从自然地名变成了政区名称；从涿鹿到涿州，数变不离其“涿”，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应是不多见的。“涿”是使用范围很窄的汉字，除了地名涿鹿涿州，今天已经没了别的用处。按《说文解字》“涿”的字义有三：一是“流下的水滴。”段玉裁注“今俗谓一滴曰一涿，音如笃，即此字也”；二是敲击。《周礼?秋官》壶涿氏注：“壶谓瓦鼓；涿，击之也”；三是水名。古代有涿水。在古代的地名中，还有“涿邪山”“涿涂山”，是两汉时期的匈奴辖境，在今蒙古国境内。今天已绝少涉及。涿鹿在古代还是一种墨刑的名称，据《辞源》注释，“墨刑在面称黥，在额称涿鹿。涿，古读若‘独’。”无论是“壶涿”、涿水、“涿邪山”，还是作为墨刑的“涿鹿”，已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基本上被人遗忘了。只有作为地名的涿鹿涿州，至今还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常要提起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由此，“釜山在哪儿？”“涿鹿在哪儿？”也成了不时要提起的话题。釜山在今徐水县境；“古涿鹿不是涿鹿县，而是涿州”——这不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千百年来主张这一命题的不乏其人，东汉的服虔只是其中之一，北朝的史家魏收，唐代的史家李延寿，北宋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南宋的文天祥，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等等，都认为“涿州，古涿鹿之地”，“《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都把涿州称为涿鹿。明代朝廷在涿州设立涿鹿卫、涿鹿驿；清代乾隆皇帝赋诗吟咏刘备故里等涿州风物名人，题目用《过涿鹿》、《涿鹿行》竟然接连作了七篇。民国十六年，社会著名人士樊增祥赋诗赞美困守涿州的傅作义将军，仍把涿州称作涿鹿。——为何如此？因为涿州与古涿鹿、涿邑、涿县是一脉相承的。主要参考书目：1、《韩非子》；2、《史记》；3、《汉书》；4、《水经注》；5、《唐书》；6、《太平寰宇记》；7、《金史》；8、《读史方舆纪要》；9、《涿州志》清乾隆三十年版；10、《涿县志》民国廿四年版；11、《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年印行；12、《河北政区沿革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版；13、《辞源》商务印书馆年版；14、《河北省志》第2卷《建置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15、《中华文化精粹分类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年版；16、《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年6月版。作者简介：刘桂郁，男，年生。曾任涿州市档案局局长。现为涿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多年致力涿州历史研究，代表作有《涿州：两千年积淀的文化之城》、《桃园结义故地的三国文化》等。主编《涿州大事记》、《二十五史涿州人物传》等；撰著《涿州风物与名人》、《兰台余韵》、《赵匡胤里籍辨》等。参与编导专题片《涿州说义》、文献片《古县探秘?涿州》，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王法文，男，年生。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历任中共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年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文获河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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