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范蠡经商的“秘诀”、“规律性”即“商道”作为探索研究旨归。以范蠡“商道”思想理论的来源、范蠡经商实践与理论成果和范蠡“商道”哲学思考三大部分为体系。研究认为，范蠡“商道”思想理论有四个来源：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商业经济发展实际，师承计然商业理论，受出生地南阳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受事业辉煌地吴越和经商成功地齐陶等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第二部分通过展示范蠡经商实践和商业理论成就，为最后一部分探索揭示范蠡“商道”内涵做好铺垫。第三部分通过对范蠡“商道”实践与理论的哲学分析，揭示范蠡“商道”的内涵，包括：范蠡掌握和自觉运用了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娴熟运用市场“三大法宝”，善于合作共赢，在经商实践中积极寻求总结“商道”四个方面。
范蠡出生于公元前年，卒于前年，宛地三户邑（今河南南阳宛城）人。前年，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于前年63岁的范蠡毅然辞官泛舟五湖，尔后到齐国和陶地经商，88岁寿终正寝。据《通志·氏族略》记载，范氏是帝尧的裔孙刘累之后，自周朝唐杜氏孙子士会（约出生于公元前年）任晋国大夫授封于范地（河南）以封邑为姓之后，范蠡为第七代。。范蠡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还是经济学和大商家。他的经商思想、谋略和商业成就，奠定了他成为“商圣”、“财神”基石。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就被范蠡这个人物深深吸引。对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以及被称为“商圣”产生很大兴趣。我也长期思考范蠡经商成功的奇迹，朦胧认为年前的范蠡一定是掌握了经商的“秘诀”、“规律性”，即“商道”。因此，研究探索范蠡经商之“道”成了我的兴趣点之一。苏州市范蠡文化研究会的成立特别是今天召开的“中国·苏州‘范蠡商道’全国首届学术大会”，给了我一个契机。在此，我把长期研究和思考与各位方家交流。具体内容包括三大部分：范蠡“商道”思想理论的来源，范蠡经商实践和理论成就，范蠡“商道”的哲学思考。粗识浅见，敬请斧正。
一、范蠡“商道”思想理论的源泉
大家知道，范蠡经商，只要出手，赚钱易如反掌，唾手可得；在多地、长达19年经商，屡屡成功；年老时，把经商之“道”和家业传给子孙，子孙用之依然成功致富。这种从商境界，绝不是靠运气或者偶然所能实现的。我认为，范蠡经商必定拥有了正确的商业思想和理论——“商道”。那么，范蠡的商业思想和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里固有的，来自于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来源：当时各国商业经济发展实际、师承计然授受思想理论、事业和生活所在地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范蠡政坛历练和经商实践经验以及探索思考四个方面。下面分别分析。
源泉之一：时代影响
范蠡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他的商业思想和理论必然受到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直接影响。
古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原因分析：商品经济出现一般有以下原因:（l）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2)国家注重推行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3）重视水利的兴修，治理河流，以促进农业发展。（4）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从刀耕火种到铁犁农耕，促进农业质的飞跃。（5）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6）外来移民带来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7）民族融合加强，相互学习交流，促进经济发展。（8）开明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来看范蠡生活的春秋末战国初的情况。
1、生产力发展。古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夏商开始使用木、石、骨、蚌等生产工具，周大量使用铜器、青铜器，春秋后期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如铁锄、铁斧等，社会生产力发生飞跃。生产力的提高，使井田制逐渐瓦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更多采用，中原地区普遍灌溉农田。春秋到战国时期，铁器产生并被普遍使用，是最实用的工具，因而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已经使用耕牛、耧车、曲辕犁、筒车等，发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青铜器制造、手工业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果明显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农业剩余产品的丰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水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的发展。
2、社会制度变化。春秋战国过渡时期，国家社会动荡、变革，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如宗法制、世卿世禄、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等制度在动摇，人身依附性减弱，社会活化。春秋时推崇“尊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不很重视尊王；春秋时实行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田里不鬻（yu）”变成土地可以买卖；从“工商食官”到私人商业、手工业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问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到了战国，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人们拥有更多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
3、“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的“轴星”时代。西方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相继降世，中国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老子（公元前年2月25日出生）、孔子（公元前年8月27日出生）等先后出现，思想文化取得新成就。思想解放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4、商品经济要素相继出现并成熟。我们知道，商品发展的要素包括：交易主体——商人；交易内容——商品；交易媒介——货币；交易场所——市场（“官市”、“草市”）；交易通道——交通等。范蠡生活的年代，这些要素已经存在。1、商品。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市场形成；2、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3、交通。夏朝时交通工具有车、船、撬等，商周时建立了邮驿传递制度，春秋时五国开凿了连接江淮的运河——刊沟，是重要的交通设施；4、城市。古代的“城”是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是政治中心；“市”是商品交换场所，“城”与“市”结合，成为社会中心。夏商周的都城均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政治性城市）。史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也是后来范蠡选择齐地经商原因之一。
5、范蠡时代及之前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情况。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远古即出现早期的商品交换；商代商业初步发展；西周交易活动频繁，货币出现（流通的骨币、铜币）；春秋战国，出现巨商、商业中心，战国时期出现“市井”商业区。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起源早，历史悠久；国内和海外贸易发达；由官府严格限制到逐渐摆脱官府监管；市场形式多样，货币种类繁多，推动城市经济繁荣。
夏朝商业发展。夏朝（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行政区划世传为“九州”，《尚书》载：“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分别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夏朝时已经很重视兴修水利，服务农业生产，《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xu）”，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夏朝都城出现了车，夏代的遗址中发现较大的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ben）、凿、镞、戈、爵等生产工具。夏代农业生产发展，生产部门有了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得到发展。《汉书·刑法志》说：“殷商……因井田而制军赋。”《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夏代的部落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夏朝有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夏小正》，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以及采集、渔猎等活动。夏王朝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铜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商朝的商业发展。商朝（约公元前—前年）第七任君主、商族始祖阏伯的六世孙王亥（约公元前年）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肇牵车牛远服贾”，开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在多年前的商代，有两条通往新疆和江南的"金石之路"了，金石之路奠定了后世丝绸之路的基础。
西周商业发展。西周（约公元前—前年）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商代又有所发展。周朝，全国的土地与臣民，都属周王所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国定期朝见周王并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加之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大量使用青铜工具生产，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锋利的青铜农具较普遍的使用于垦殖和耕耘。考古发现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农业，西周实施了比较完善的土地耕种制度即“井田制”，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ju，苴麻）、苎（zhu，苎麻布衣）等。周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手工业。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最重要的是青铜铸造业。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家蚕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商业。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贵族国家垄断，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主要的货币仍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民间的贸易活动，在城邑内外展开，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史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尽，虞不出则财匮少。”
春秋末期（前年前后）商业发展。春秋末期商业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城市发展、商人的自由度提高，带来商业流动性增强。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春秋末期，农奴大量出现，称为“隐民”、“私属徒”、“宾萌”或“族属”等，这为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劳动力。
6、市场的形成。春秋末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分化明细，农夫“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
7、货币出现和使用。商品交换需要货币。我国的金属货币，大约起始于周朝。西周有铜贝、铜寽即《吕刑篇》所称的锾（huán），东周又有铜钱（象农器形）或铜刀（象刀形）。据《左传》所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用璧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互相交易。民间小交易当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也很少用贝、寽、钱、刀。东周时，作为货币的钱行用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货币的逐步发展，反映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展到了春秋战国过度期，商业的繁荣和贸易的活跃，推动了铸币业的发展。用浇铸方法大量制造钱币。这一时期的青铜钱币形状：一是“布币”，古名“钱■（bó）”，形状像个铲子，主要流行于三晋（韩、赵、魏）地区；二是“刀币”，形似一把小刀，流行地区很广，以齐为主；三是“圆币”，形圆中有圆孔，出现最晚，流行地区很广。此外还有仅流通于楚地的“金版蚁鼻钱”，为黄金制品。
8、商业交换活动。春秋战国相交时期，商业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货物运输——行商，如范蠡贩马，姜子牙贩马等；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坐贾。战国有的富商大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如魏国大商人白圭等。
9、国际间的商业活动。郑卫宋居交通的冲要，商业相当发展。在郑国内，商人与政府之间也有极密切的关系。晋昭公十六年（前年）记载政府与商人的协议：晋国使韩起到郑国购买一只玉环，价钱讲妥，韩起向郑国的子产请求购置，子产回答：“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同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盟，故能相系心至今。”由此还可推知，郑国商人已有某种相当于公会的组织，可以成为商业活动盟誓的主体。
10、经商能手出现。原属官府的工商业，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中还有少数成为大手工业作坊主或大商人。独立商人出现，春秋战国出现六位著名商人: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弦高,管仲。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足迹遍布天下，孔子名扬天下有子贡宣传和经济支持的因素。子贡是经商能手，也是孔子的“经济后台”，被后人称为“儒商鼻祖”。
春秋战国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当时商人分为四种：一是专事商品交换的人，如范蠡、子贡、白圭、刁间、宜曲任氏等；二是既从事商品生产又从事交换的人，如曹邴氏“以铁冶起，……贳（shi，出租）贷行贾遍郡国”，宛孔氏“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三是从事服务性行业（小巧技术）致富的人，如洒削郅氏、胃脯浊氏等；四是经营借贷的“子钱家”，如富埒关中的无盐氏等。当时商人大体上有囤积商、高利贷商、煮盐商、冶铁商、畜牧商、珠宝商等。
我国的商人出现很早，春秋时期私商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私商的分布地域更加广阔，商人势力迅速增长影响到各国的发展，东方六国基本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而且，社会形成了重商的观念。“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生活在稍晚时期的孟子（前年）追叙商品生产的历史时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综上所述，春秋末战国初中国商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对范蠡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是范蠡“商道”思想理论形成的社会实践来源。
来源之二：思想影响
史籍明确记载了老子与计然、范蠡的师生传承关系，范蠡的老师是计然，计然的老师是老子。
文子，即计然，“老子弟子”，在汉及汉以前的文献中均明确确认，“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遣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然而范蠡的老师恰恰又是文子。“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稴’。”裴禀又引《范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计然著《通玄真经》，即《文子》。《汉书·文艺志》录《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北魏李暹（xian）谓文子，姓辛名钘，葵邱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这是个连环师生关系：老子――文子――范蠡。
计然与范蠡。《史记·货殖列传》载：“二年国富，遂破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又载范蠡拜计然为师，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范蠡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颜师古曰：“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据学者推断，计然约生于前年，晋人，是老子得意学生，被誉为“道家二祖”。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
计然七大商业论点。1、需求决定与经济周期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2、价格调控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3、实物价值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4、贸易时机论：“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5、价值判断论：“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6、物极必反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7、资金周转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将老师的经商经典融会贯通，著有《计然篇》。
后有人总结出“计然经商十八策”：生意要勤紧，懒惰则百事废；接纳要温和，躁暴则交易少；议价要订明，含糊则争执多；帐目要稽查，懒怠则资本滞；货物要整理，散漫则必废残；出纳要谨慎，大意则错漏多；期银要约定，延迟则信用失；临事要责任，放弃则受害大；用度要节俭，奢侈则用途竭；买卖要随时，挨延则机会失；赊欠要识人，滥出则血本亏；优劣要分清，苟且则必糊涂；用人要方正，诡谲则受其累；货物要面验，滥收则售价低；钱账要清楚，糊涂则弊窦生；主心要镇定，妄作则误事多。可为后人经商参考。
计然的这些商业思想理论与范蠡的商道思想理论一脉相承，直接被范蠡接受和发扬光大。
新乡师范桂芳教授在《试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阶层》一文中所认为：范蠡的经营思想主要是继承、发展了计然的经营理念。同时，他认为：范蠡是一个实干家、成功的政治家和商人。范蠡把丰富的学识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移植到商业活动中，以智取胜，并形成了独特的经营道德、经营理念。而且，范蠡摆脱了道、儒坐而论道、重道轻器、重义轻利的陈腐观念，与子贡鼓励士人走出“君子固穷”的圣训门槛一样，实干而成功。卢昱在《商海寄余生千古一陶朱》文中认为：越王勾践被困会稽山，曾经问计于范蠡、计然，计然阐述了对经济的思考：包括需求决定与经济周期论、实物价值论、贸易时机论、价值判断论、物极必反论、资金周转论和价格调控论等。范蠡“师法计然，青出于蓝”。可谓言之有理。
另外，范蠡的商道思想理论还来自于道家，范蠡也成为老子道家思想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实践者。包括“道”为万物之源思想、“大智若愚”、“好战必败”、“大白若辱”、“予取先与”、“自知者明”、“功成身退”、“身重物轻”“上善若水”和“圣人不积”等思想。儒家提倡的“仁义”也是范蠡商道思想理论的来源。还有，范蠡的商道思想理论还来源于《周易》的“圜道”思想，《吕氏春秋·圜道篇》有：“日夜一周，圜道也。”范蠡认为天时、气节随“阴”“阳”变化，商业经济也呈周期循环的变化，《范子计然》载：“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说明范蠡“商道”思想理论来源，具有综合性特征，有较多的道家思想，包含儒家仁义成分，还有《周易》阴阳循环变化内涵，随时而变，随势而变，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范蠡是“智人”，是恰当的。
来源之三：地域影响
大家知道，范蠡出生在河南南阳市，政坛“位极人臣”事业成功在吴越，经商称“圣”商场得意主要在齐陶，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范蠡的政、商成功必然都有直接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观点，这是地域性影响，也可以称为社会影响。
首先我们看南阳。范蠡出生地是“宛地三户邑”，在公元前年范蠡与文种离宛入越时已25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属于壮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特别是范蠡，25岁之前已经由“小疯子”到被宛城令文种赏识，并相携入越，足以证明范蠡的政治、军事当然包括商业经济思想理论必定受到老家南阳地域的直接影响。当然还有通过读书的书本收获。
河南，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九州的中心——豫州，又有“中州”、“中原”之称。郑州、南阳等都曾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自古就有“中原足天下稳“之说。
南阳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南召猿人”就在白河上游繁衍生息。约在五六千年前，这里就出现了村落和房屋，产生了农业、畜牧业和制陶等手工业。《史记·楚世家》载：楚，祝融之后。祝融居新郑。南阳，当时属楚国，紧邻新郑。西周时，南阳属荆州，被周人称为“周土”。南阳有年的建城史，夏朝初，禹把南阳境内邓州作为都城，唐杜佑《通典》：“邓为禹都”。舜帝其子曾封于南阳。南阳是商周时期的申吕国之都，春秋战国时为全国八大都会之一。夏代，姜尚的祖先伯夷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南阳市西）；商朝，武丁封其子文于苑（宛），为苑侯；西周，这里是古申国、吕国所在地，公元前年，楚灭申、吕，在这里设置了宛邑。宛一直是楚、秦、韩角逐之地，是南北交通之要冲，东西往来之孔道，兵家必争之地。商、周时，南阳境内有申、邓、谢等诸侯国。公元前年，西周军事家、政治家申伯于南阳建立申国。宛邑，是屈原扣马谏王地、古楚都丹阳所在地。南阳区位优势明显，北接汝洛，南襟荆襄，西通武关，东连江淮，自古为四方交通要冲。南阳素有“中州粮仓”之称。曾孕育出“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名相百里溪等历史名人，被称为“五圣之地”。
范蠡从小就受到宛邑这个大环境的熏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地理优势，为范蠡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南阳商业经济活跃。南阳，楚时在湍河上建造楚碣，引水灌田。已开始使用铁器，有了冶铁、蚕丝等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铸铜业发展迅速，工艺水平较高，是战国时期全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史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铁铸农具的推广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考古发现，南阳淅川下王岗遗址的红烧土中有稻谷印痕，表明在西周早期秦岭以南的仰韶文化中已具有了稻文化的特色。楚人也创造了最早的冶铁技术、最早的黄金货币、最早的商品交易场所—“市”。
南阳大商人。《史记》说：宛孔氏“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南阳孔氏行贾事迹对范蠡必然有重要影响。
南阳及其襄樊盆地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处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东西中间线、长江黄河分水岭的位置，具有地利优势，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汉水），交通方便。
范蠡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商业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这里的社会生活实践必然直接影响范蠡的政治、军事、社会思想也包括商道思想理论的形成。
其次看吴越。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年吴县三山岛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吴越文化区产生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文化三支自成系统的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吴越地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夏商时代，马桥文化最终与湖熟文化融为一统，使整个吴越文化区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相继称霸于中原，遂著称于世。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生产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
经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吴国和越国在稻作农业、纺织业、水产养殖业的生产技术发展。
城镇建设。吴国在公元前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在此筑城建都，即今天的苏州，迄今已有余年的建城历史。古代越国的都城安城,是勾践以前越国的都城,后迁往会稽（今天的绍兴）。春秋末期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这一地区的财富积累和集中也在增加,人口也更稠密,出现了城镇。吴国和越国的都城建设都受到楚都的很大影响,模仿楚都的规模制度。主要农作物。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是吴国和越国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春秋中期以后,吴王阖闾、越王句践统治时期的水稻种植业开始迅速发展,耕地面积和亩产量都大幅度提高,田间管理比较精细,建设了相关的水利设施,并且已能够掌握农时。青铜农具的普遍使用。除了水稻,吴、越还种植麦、大豆、粟等其它作物。吴越两国统治者都勤民恤农,“视民如子”。吴、越两国地处江南水乡,水道纵横,吴越人民“饭稻羹鱼”,水产养殖业发达,池塘养鱼规模已经很大。吴越人民“断发纹身”的习俗与当地种植水稻、重视养鱼有重要的关系,而且又与龙的崇拜相呼应。 纺织业。吴越地区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条件优越,蚕桑、麻葛纺织历史源远流长。吴、越两国纺织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春秋时这一地区普遍种植桑树养蚕。麻、葛是吴越地区的特产,吴越人很早就懂得用麻、葛等植物的纤维织成织物。春秋晚期,越国以生产葛布闻名,越葛具有轻、软、薄、细的特点,会稽是葛布交易的中心。舟船使用。吴越地处水乡,当地居民很早就使用舟船。吴国和越国十分重视水上交通,治理水道,开凿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邗沟和黄沟,并在建城时引水入城,使城内城外水道相通。吴越两国与楚国、齐国等邻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有很多都发生在水上,促使两国大力发展水师,促进了两国造船技术的进步,并改善水上交通。吴、越两国与他们的北方邻国的海上交流更为频繁,特别是滨海的齐国。吴越人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善造舟、善用舟是吴越文化的传统特色。
吴国（前12世纪―前年），是长江下游地区姬姓诸侯国。仲雍领导时期,勾吴农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较为繁荣的国家。前年,姬寿梦开始称王。吴国地盛产铜、锡,冶炼技术精良,所造兵器名扬天下,尤其以铸剑精良闻名,“干将”“莫邪”剑驰名天下。随着国力的增强,吴国的疆域也大大地向北、向西发展。吴国盛时的疆域东达海滨(今上海)，南至浙江北部，西到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北达苏北,成为与楚国相匹敌的江南大国。吴王阖闾曾经一度是春秋五霸之一。夫差时于公元前年～前年开凿的邗沟，南起今扬州近郊的邗城之下的长江，北经樊梁湖（今高邮附近）折向东北，入射阳湖，再向西北经淮安入淮河。这是中国最早的运河——邗沟,沟通苏州和扬州间的水道，沟通长江河淮河水系，为中国的运河工程打下基础。
越国是以绍兴为核心地域建立的浙江大地上第一个古老朝代。据研究认为：越国的复兴和发展，是其领导者勾践的意志和决心的产物，是其众谋士出谋划策的结果，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越国复兴之路上选择了重点发展商业的政策。因此后人发出了“兴越国，功在商贾”的感慨。越国的兴旺发达有城市与交通、货币、特色产品和商业思想四个要素，商业已经相当进步。 越国的都城，绍兴在勾践时期已发展成为越地的工商业中心。商品交换发展与城市建设发展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是越国此时经济状况的生动反映。越国水路、陆路交通的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越国的货币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其商品交换活动中已出现了金属铸币这一较高级的货币形态。春秋末期，越国生产多种特色农牧产品和手工业品，其特色产品种类广、产量多、技术高，流通扩大。
再次看齐、陶。《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均载：“齐地方二千余里?。……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描写当时齐国都城临淄有7万户人家，人口众多，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陶地，“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易”。都是经济繁荣、社会发达的地区。范蠡之所以选择齐、陶之地经商，当然是心仪齐、陶，后来在那里经商致富，必然受到两地商业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范蠡在齐、陶经商事迹将在第二部分具体论述。
来源之四：实践影响
国家治理层面的实践。我们知道，范蠡在越国辅助越王勾践时，已经在用计然之策发展经济，强国强基，实践他的“商道”。越国实行重点发展商业的政策，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就是勾践及其两位谋士计倪和范蠡。他们的商业思想和商业实践，是越国商业兴盛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更为最终战胜吴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前年，越灭吴后，越国的势力范围曾北抵山东，南入闽台，东濒于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此后五年，范蠡继续在越国实践他的商业经济思想，治理越国，而后才“辞职”离开越国。可知范蠡的商业经济思想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实践运用。同样可以说，越国商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范蠡的一份贡献，奠定了越国作为江浙大地强国地位。例如到公元前年秦、韩、魏与楚齐对峙，楚军包围秦兵于曲沃和商於的时候，越王有能力派使者以“乘舟”（君王乘坐指挥作战的大船）、战船三百艘、箭五万支，送给魏国，支援魏国。可见越国持续发展和强大。范蠡在越国国家建设阶段的实践，也直接影响甚至确立了范蠡“商道”思想理论。
亲身经商实践。范蠡在齐、陶等地经商，直接参与齐、陶“商场”拼搏，身在其中的范蠡必然更清楚齐、陶等地的商业经济状况和思想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此处略。
二、范蠡经商的实践和理论成就
范蠡辞官。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就在“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举国欢庆之时，范蠡以“三公”身份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下海经商”。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这就是范蠡辞官的历史过程。
（一）太湖（吴地）经商。关于范蠡是否曾经在太湖经商，尚未发现文字记载。因此，首先需要论证范蠡离越后是否在太湖或者吴地经商。经梳理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范蠡“辞职”后曾经在太湖即吴地经商。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一〕浮於江湖，〔二〕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三〕之陶為朱公。”这里记载很清楚，范蠡弃官后三个去向，第一个是乘扁舟浮于江湖。关于浮舟江湖，据《國語》记载：“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这里明确范蠡辞别越王就去“浮於五湖”。“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在“浮於五湖”期间是否从事经商活动呢？据《三农纪》记载,春秋时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以后，涉三江，入五湖，在太湖一带养鹅致富。又一说为在宜兴制陶，在无锡五里湖养鱼以治产。李刚等在《大话浙商》中有“范子何曾爱五湖，不喜金钱爱美人；陶朱经商太湖旁，商海扬帆云路长。”
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年）越灭吴，次年，年逾五十的越王，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与诸国共同尊辅周室，被周元王封为“越伯”。范蠡随着越王参加徐会盟，后辞职，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七十二峰即为苏州地区的群山名。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03-19）载：勾践灭了吴国，范蠡悄悄地带了西施，出齐门，坐上小木船，穿过护城河，直向太湖而去。他们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边，见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就搭了几间草房子，隐姓埋名住了下来。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里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这里。蠡湖，原名五里湖，是太湖之内湖。蠡湖之名，是民国时无锡人根据范蠡和西施的传说而改名。相传范蠡曾在蠡湖泛舟养鱼并著《养鱼经》一书。“百度百科：范蠡”：在吴地（今无锡太湖一带）教人制陶，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丶气候丶民情丶风俗等，人弃我取丶人取我与，顺其自然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这足以证明范蠡“辞职”后第一个经商地是太湖即吴地。
民间流传，范蠡离开勾践，携西施，隐居今苏州吴县，从事手工业制作。他把别人不要的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竹子买下来，把粗的做成农具的柄，细的削薄做扫帚。他把别人不要的芦苇买下来，把芦花扎成扫帚，芦杆编成芦帘，拣粗的压扁织成芦席。他把别人不要的货劣价低的树桩买下来，把小的树桩做成木榫，大的做成砧板，长的做成棒槌。据说他还是酱的发明者；还曾改进了陶器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被太湖一带的工匠们尊称为“造缸先师”。范蠡和西施将货物用船运到东桥售卖。
太湖经商的理论成就。上文说到范蠡在太湖隐居，著《养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魚专著,距今有多年的历史。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证，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个是“中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第二个是范蠡《养鱼经》“是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这肯定了《养鱼经》的存在和养殖科技历史地位；而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北魏时的《亲民要术》中就引用了《养鱼经》内容，且明确为范蠡所著，这就肯定了范蠡是“养鱼的始祖”、祖师爷的地位。
（二）齐国经商。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辩证》卷三说，范蠡到了齐国后，自号鸱夷子。《汉书》记载：“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又，范蠡“遂浮海迁齐（今山东青州、临淄一带），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易名为‘邸夷子皮’，治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请以为相”。史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父子治安。居无几何，置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人，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只至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就受尊名，不详。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间行以去”
这真叫有本事就是有本事，人家范蠡经商再次成功，还换得个“宰相”干干；干了一阵子，认为不宜“盈满”又把“宰相”位子丢下，急流勇退，谢却齐平公（前—年）的好意，走人！离开齐国。
齐国经商的成就主要是赚了钱、又做了宰相。孙立群教授认为：范蠡经商思想：“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在海畔，海盐是范蠡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大海无垠，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晒盐、煮盐，“拥有鱼盐之利”是这片土地上最出色的特点。海滨资源丰富，既可农耕，又可鱼盐，还可以做生意，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取得最好的收益。
除了贩卖鱼盐之外，范蠡还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奴仆，并把他们分成多个不同工种的小组。女奴主要负责桑麻纺织，由西施监管，男奴则负责耕种、渔猎等，由他自己和儿子统帅。他们先后建造了房舍、粮仓，开垦了农田，并在山坡上种植了桑树，开辟出了一大片的桑园。 就这样，他们在这个穷困的海滨之地，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集农、工、渔、商为一体的海滨大家园。自从家园建好之后，范蠡便带领家人及奴仆到附近的蓬莱及齐鲁以东各地考察年景和商业贸易情况。每到一处，他都要了解那里的社会现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物价、产地及供需量。回到海滨后，他根据在各地掌握的市场信息，把自家生产的各种皮货，绢、纱、绸、缎、食盐等用车运往各地销售。
关于范蠡做蚕丝生意，范蠡出生在楚国，他知道浙水生丝的好处，也知道生丝生意有钱好赚的道理，在一次“浙水旅行”之后，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蚕丝生意的决心。旅途中，与朋友在船上一夕交谈，大开眼界，他细致地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养蚕缥丝的常识，比如：土法缀丝是怎么回事，丝分三种等；并且他也知道了专做生丝生意的茧行、丝行的一些门道，比如带了现金到产地去买丝的人叫“丝客人”，在产地开丝行搜购新丝从中取利的人叫“丝主人”，在当地买当地用的小户叫“用户”，专做中间转手批发生意的叫“划庄”等。除此之外，他还知道了做丝生意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诀窍，不过就是要懂得丝的好坏，还要懂得掌控蚕丝市场的行情。虽然丝价每年有起有落，但最有赚头的就是收购当年的新丝。在当时，丝价的行情多半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价格的起落往往掌握在几个大户手里，取决于大户的操纵。比如主要做蚕茧生意的茧行，同行有“茧业公所”，新茧上市，哪一天开秤收茧，哪一天封秤停收，以至蚕茧价格，都是同行公议，不得私自变更，蚕农出卖蚕茧，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价格。对于这些，范蠡相信自己无疑是个行家。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范蠡立马在浙水一带开了一家丝行，自己做起了“丝客人”，做起了蚕茧丝绸生意。
范蠡还大量的经营人们生活生产所必需的铁器、木器、陶器、粮食等。当遇到农业丰收之年，粮价跌落时就大量地收购贮存粮食。等到农业受灾之年，再把贮存的粮食，以平价出售给周边的国家或平民。这样一来，在经商赢利之余，还平抑了物价、打击了奸商、化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大大地提高了范蠡的声誉。
孙立群教授认为：范蠡在齐地经商，第一，煮盐。中国历史上，盐可是历代最重要的生活用品，你只要把海边的盐运到内地，你就不用干别的事了，所谓贩贱卖贵，哪儿都要。第二，捕捞。捕捞什么？海产品，是捕捞海带还是其他的产品就不知道了。总之他一定是利用了海上资源在经营，所以“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
（三）陶地经商实践。史载：“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记》‘正義’：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陵〕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孙立群教授认为：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范蠡“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陶朱公，专心为商，甲富天下，广施于人。后人对其像赞曰：‘成功速退，止陶自乐，明哲保身，其人难学。’”
陶地经商的主要成就是赚钱、展示商德和奠定成为“商圣”的基础。孙立群教授认为：之后，范蠡选择“诸侯四通”理想的经商之处，最终三致千金。司马迁对范蠡在陶地经商，给了一个“富好行其德者也”的评价，这就使范蠡“商人”身份升华为“仁人”、“哲人”。同时，又肯定“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就使范蠡成为“富者”的“符号”，而且是被社会和后世普遍接受和膜拜的符号，为范蠡后来成为“商圣”准备了充分条件。
（四）卢邑经商。据央广网“凤凰资讯”：《金融三十年：商圣财神范蠡》、“南山半樵”《从上将军到流亡者再到大富翁》载：范蠡经商致富后，认为自己年岁已高，就把行店的生意交给长子经营。他自己带上夫人和小儿子游山玩景，饱览山河。他们沿着黄河而上，一路经过汴梁、郑州、洛阳，游游转转，既观风景又了解市场行情。再西行爬上了九岭十八坡，站在洛阳东卢邑的青龙背上，见沿湖山下有一集市，店铺门前人们熙熙攘攘，大树底下摆满了杂货小摊，别有山村野市的自然情趣。了解到这儿就是昔日洪水横流时，大禹治水的熊耳山下古莘卢邑。他看到农夫们在山坡上耕耘，渔船在湖内撒网，湖边有牲畜交易，集市上买卖秩序良好，人们勤劳朴实、好客厚道，心里不胜欢喜。
范蠡在卢邑，得知当地盛产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但普通老百姓缺少食盐、葛麻布衣等日用杂品。范蠡当机立断，很快就在镇上开了一个杂货铺，做起了收购山货的生意。范蠡把山货分类放置，货物分出等次，他将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地出售，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买卖公平，决不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坑害消费者，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
当地农民也学会看了做生意，纷纷来批发盐和日用杂品下乡去卖或换货，学做转运生意。陶朱公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红火。生意吸引了外地购货的骡马驮队来购货，如此加快了商品、资金周转速度。这个集镇的生意做大了，来往的人多了，各种生意都好做，有货不愁销，人人有利可图，大家也都渐渐地富裕起来，形成了一个商品的大集镇。
陶朱公经常给伙伴们讲经商道理，要求大家薄利多销，大家都乐意听从，并跟着他学做生意。时间长了，行里帮工的妇女们与夫人熟了，跟着她学缝衣服。夫人教她们种桑养蚕，抽丝织布，男女老幼的衣着也有了改观。
陶朱公在卢邑经营了几年收购转运生意，为山区农民闯出了一条致富路，给商户传播了经营之法，又积累了万贯家财，范蠡把绝大部分资财分给好友和乡邻，散发钱给穷苦人，人们感谢不尽。他返陶时，人们不约而同为他一家送行。当陶朱公乘船离岸时，知情人告诉大家：陶掌柜不姓陶，他就是当年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的领兵大将军范蠡。人们恍然大悟，称范蠡是活财神、大恩人，永远纪念不忘。
卢氏县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大商人，就把莘川村命名为“范蠡”，村子里的湖叫“范蠡湖”，载于《卢氏县志》。现在这个地方仍有“范蠡镇”、“范蠡街”，不论商户和农民在过年（春节）时都要请财神，敬财神，祭祀范蠡，以求发财致富。
（五）范蠡“商道”思想理论成果
现代，归在范蠡名下的理论成果有三类：
1、理论著作。《计然篇》和“兵法二篇”。范蠡著《范子·计然》即《计然篇》，这本著作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范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2、史书记载范蠡“三谋三略”思想。《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第》，一篇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分别记述了范蠡三聚三散和退隐经商的故事，也记述了范蠡“三谋”，即《人谋》、《事谋》、《物谋》；《三略》，即《货略》、《价略》、《市略》。
3、古籍指明范蠡著作《养魚经》。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北魏（—年）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其中就摘录了《养鱼经》的内容。《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有陶朱公《养鱼经》一卷”文；年3月28日《南阳日报》以《南阳发现范蠡养鱼经全卷》为题报导了南阳市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中发现了已佚失的《养鱼经》全卷。在这部书中，对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工程、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4、权威专家观点。孙立群教授在《范蠡商道·经商秘诀》中认为：范蠡著作有：《范蠡商训》，《陶朱公经商十八则》、《陶朱公理财十二则》、《养鱼经》等。
5、传说属范蠡的理论著作。后人冠以“范蠡”或“陶朱公”之名的有《致富奇书》、《陶朱公术》、《理财致富十二法则》、《理财致富十二戒律》、《商场教训》、《经商十八法》，还有陶朱五字商训、《大商小商论》、《范蠡经商秘诀》、《范蠡经商致富十三条要领》等。
怎样看待范蠡的这些理论和著作？上述“1”、“2”、“3”的内容应当认为是范蠡著作，依据是历史记载；“4”、“5”部分应当不属于范蠡的著作，理由是其内容、用语用词、句式等都属于后世或近现代。从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看，范蠡生前肯定写有多方面专著，包括兵法、经商、养鱼等方面著作。这证明：范蠡不仅有莫与伦比的经商成功经历实践，还有商业和经商的思想理论成果，这是其他“巨商”不能比拟的，也是范蠡从其他“巨商”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商圣”的特出依据。虽然他的“兵法”、《致富奇书》、《养鱼经》等只在其他史籍中看到书目，但并不影响范蠡拥有商业思想理论存在的事实。也因此后人尤其是“商人”都向他学习，并把商业和经商经验总结出来，并冠上“范蠡”的大名。这也是后世人们拥戴范蠡为“商圣”的社会基础。这些商业和经商思想理论对现代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市场主体经商活动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范蠡“商道”的哲学思考
年前的范蠡，在经商方面，拥有商业理论师承，具有多地、近20年经商的实践，以及经商持续成功的经验，还有将经商事业传之于子孙且子孙经商也能成功的事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道”思想和理论，内含丰富。
范蠡“商道”思想理论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1、薄利多销，不敢居贵；2、贵贱复反，贱买贵卖；3、完物上种，质高货真；4、预测行情，窥其先机；5、逆市经营，资用待乏；6、加速周转，行如流水；7、大道自然，顺势而为；8、多元相济，综合经营；9、本末俱利，主张平粜；10、富而好德，仗义疏财。
基于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范蠡已然掌握了经商之“道”，且成功地实践了这个“道”。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
第一，目前研究成果
1、孙立群教授研究成果。关于范蠡的“商道”，范蠡资深研究专家孙立群教授在两次演讲中做了阐述，认为：范蠡经商思想包括六个方面：
⑴、“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聪明的商人总能将他们的智慧与外界优势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总能立足于商战的制高点。
⑵、“贱买贵卖，薄利多销”。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
⑶、“识别需求，开发市场”。根据调查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的市场作好预测，细心观察，开发出各种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⑷、“诚信经营，质量为本”。对于采购的商品，要当面进货检验，已经采购进来的商品，要再次的检验、整理和保存，确保商业信誉。
⑸、“互利合作，双方共赢”。范蠡贩马与巨商姜子盾合作赚钱的故事，就是典型案例。
⑹、“尽散其财，富好行德”。史载"﹝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范蠡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
孙教授另一次归纳为四条：范蠡经商的重要启示包括：
⑴、创业精神。范蠡丢掉越国的荣华富贵，在自己没有经验和把握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外地打拼，可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⑵、以德为本。企业经营——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范蠡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非常注重经营道德。虽然三致千金，但他却把钱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
⑶、找准市场。当时的统治者重农抑商，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市场竞争者比较少。而范蠡却反其道而行之，走蓝海战略，最终取得成功。
⑷、资源整合。范蠡在齐国经商时，善于进行资源整合，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进行农业、养殖业等多种经营方式，并且将其价值最大化，从而实现巨富。
孙教授也研究了范蠡“商道”问题，他说：何为经商之道？重视机会，用对策略；善于发现，精于整合；勇于拿起，敢于放下。孙教授在“范蠡商道的启示”研究中提出了范蠡经商的“规律论”，进一步认为：“范蠡已经真正理解到了市场规律的本质，能够将其灵活运用并获得成功。”
夏廷献先生观点。我国研究范蠡较早的夏廷献先生认为：范蠡认为，物价贵贱，在于供求关系变化；要稳定谷价，应由官府于谷贱时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以维持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清楚地看到，足智多谋的范蠡已经发现了价值规律，并用科学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表述出来了—‘供’与‘求’、‘贵’与‘贱’，‘稳定’、‘平价’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所揭示的就是价值规律。”也有人认为范蠡运用了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范蠡的经商之道，在于遵循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掌握好市场的供求关系，贱买贵卖，加快资金的周转。这至今都是经商者的不二法门。
“商圣”思想的关键之一规律论。世界万物皆有其自在规律，在市场中竞争博弈同样如此。无论是从“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逆市经营）原则，还是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价格理论，抑或是从“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的定价政策，都可以看出范蠡已经真正理解到了市场规律的本质，能够将其灵活运用并获得成功了。范蠡在没有高深理论的先秦时代，就用亲身践行和朴素道理告诉我们：只要“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己”，搞清楚了市场规律，经商就可以无往不利了！
掌握季节规律，抓住主要商品。范蠡生活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也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范蠡因时制宜，掌握了季节规律，抓住了主要商品。范蠡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预知市场需要的商品（知物）。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但是，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孙立群教授和夏廷献先生对这一问题深入广泛研究，所获成果对我启发很大。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多地文化、商业研究专家、学者和经商实践家研究范蠡的活动。
在此基础上，我对范蠡“商道”予以分析总结提炼，从中寻找范蠡“商道”的内涵。我认为：“商道”就是商业和经商的规律，是商业和经商活动内在的本质联系。范蠡总结掌握、娴熟运用并著述传承了这样的规律及其本质联系，这就是范蠡“商道”。
我认为，范蠡“商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掌握和自觉运用了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二是娴熟运用市场“三大法宝”；三是善于合作共赢；四是实践思考领悟商业规律。
第二，范蠡掌握和自觉运用了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
（一）商品价值规律概述
1、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1）价值规律并不是商品经济中唯一的经济规律。商品经济中有许多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基本的规律。（2）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同其他任何规律一样，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1）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2）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原因：①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生产者总想提高价格，而消费者又想降低价格，所以在长期的市场交换中，必然形成等价交换的趋势。②在商品交换中，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3、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1）价格与价值“不一致”，原因是价格不只受价值一个因素的制约，还受供求关系的影响。（2）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供求”，使供求趋于平衡。（3）价格波动以价值为轴，不是脱离价值的无限上升或下降。虽然每一次交易中价格与价值不一致，但从较长时间看，商品的平均价格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
4、价值规律的重点是等价交换。等价，就是交换双方的商品价值量相等。不等价交换会挫伤一部分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货币出现后，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就逐渐变成了价格与价值相符。等价交换是在动态中实现的，现实生活中，供求与价格的双向制约而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等价交换原则要求商品价格既要反映商品价值，又要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
价值规律是一种商品经济中最基础最一般的自发的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调节方式，它凌驾于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上，贯穿人类社会、阶级社会始终。
（二）市场规律概述
市场规律是在商品经济中发生作用的规律，包括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等。
1、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不仅仅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依然发挥其作用。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种商品均以各自的价值量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是其它规律的前提。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2.竞争规律。竞争，从实质上说就是商品生产中劳动消耗的比较。竞争规律是指商品经济中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互相争取有利的投资场所和销售条件的客观必然性，它和价值规律一样，都是商品经济固有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
3.供求规律。供求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同样反之亦然，这种商品供求变化与价格变动相互作用，供给与需求相互适应，形成均衡价格的规律性，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在市场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在不断变化，从来不会完全一致。
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除上述规律外，还包括货币流通规律（也叫货币需要量规律，它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客观需要的货币量的规律）、资本积累规律（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生产价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存在的关键是利润平均化和平均利润的产生）等等。
我们可以说，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经济的内在基本规律。其主要涉及了市场的价格、供求、竞争规律，这些内容的全部就是商之“道”，也是本文指向的范蠡商“道”。下面我们看看范蠡的商业思想理论和实践是否具有了这个“道”的内涵。
（三）范蠡“商道”与价值规律
1、范蠡“商道”符合价值规律。我们从以上叙述知道，价值规律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二是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关于第一项，因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且价值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范蠡经商必须遵循或曰吻合这一规律，不论他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对此无需再讨论。
关于第二项。第二项核心词就是“等价交换”，这也是价值规律的重点内容。对此，范蠡多次、多种表述均符合这一规律。比如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段话明确了商品价格要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变化，并且从这话的语境分析，应当是给越王的建议，那么这就是指导越国对农产品定价的政策性意见，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范蠡还说：“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这两句话里包含着范蠡是清楚商品的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因此才清楚商品的贵或贱，但他不追求“贵”卖，仅赚取“什一之利”。这是典型地遵循价值规律的思想，所以他常常“薄利多销”，“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赚钱是本质。
同时，范蠡对商品价格的思想理论也符合价值规律理论中关于“商品的生产者总想提高价格，而消费者又想降低价格，所以在长期的市场交换中，必然形成等价交换的趋势”和“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这一精神，范蠡经商始终遵循这一原则，所以不论在哪里经商都能成功。
2、范蠡“商道”符合市场竞争规律。所谓竞争规律，核心的就是“利益主体，为了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互相争取有利的投资场所和销售条件”。范蠡是市场主体之一，追求最佳经济效益是客观的、必然的，是所有“商人”的本质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市场主体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争取有利的投资场所”；二是有利的销售条件。
1关于选择“有利的投资场所”。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十分注重有利的投资场所。
范蠡首选的地点是海滨，因为海滨资源丰富，既可农耕，又可鱼盐，还可以做陆海产品生意，取得最好的收益。所以他选在东海之滨经商。然后到齐国经商。在齐国也是先在海边发展。
范蠡为什么首选齐国呢？据《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描写当时齐国都城临淄有7万户人家，人口众多，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东临大海，可营鱼盐之利，地接大陆平原，可为地利。“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还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范蠡来到齐国，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数年就积累了千万家产。孙立群教授认为：范蠡经商思想：“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他首选的地点是齐国，因为海滨资源丰富，既可农耕，又可鱼盐，还可以做生意，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取得最好的收益。海盐是范蠡在海畔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大海无垠，晒盐、煮盐的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拥有鱼盐之利”是这片土地上最出色的特点。范蠡还聘请了木工、丝工，男女奴仆，女奴桑麻纺织，男奴耕种、渔猎等，先后建造了房舍、粮仓，开垦了农田，种植了桑树桑园。范蠡还大量经营铁器、木器、陶器、粮食等。在这个穷困的海滨之地，建立起了一个集农、工、渔、商为一体的海滨大家园。
范蠡经商最后选择的地点是陶，就是今日的山东肥城陶山。他认为：陶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春秋战国时，陶地之东为“多文采布帛鱼盐”之利的齐国，北为“鱼盐枣栗之饶”的燕赵，其南为“颇有桑麻之业”的鲁国。周围诸侯国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状况，在宏观上形成了互通有无的要求，而陶地就成为客商来往的集散中心。这也是“有利的销售条件”的内容。
2、关于选择“有利的销售条件”。史载：“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孙立群教授认为：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范蠡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成功。孙立群教授在表述范蠡经商思想时说：范蠡“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聪明的商人总能将他们的智慧与外界优势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总能立足于商战的制高点。
范蠡站在竞争的高处，还提出了“积著之理”：主张“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缩短资金周转时间，增加周转次数，获取更大利润。这说明，范蠡商道吻合了现代市场竞争规律。
3、范蠡“商道”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上文已述：“供求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同样反之亦然，这种商品供求变化与价格变动相互作用，供给与需求相互适应，形成均衡价格的规律性，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这其中“供给与需求相互适应，形成均衡价格的规律性”就是供求规律的实质内容，供求与价格变动相互作用则是市场供求现象。那么我们来看看范蠡商道与供求规律的实质内容是否吻合。
关于供给与需求相互适应。孙立群教授研究范蠡经商思想认为：范蠡“识别需求，开发市场”，根据调查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的市场作好预测，细心观察，开发出各种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他提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己”，了解人们何时会使用什么商品，掌握“时”与“用”二者变化的规律。范蠡分析得知：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商人自然得利。范蠡经营精髓就是：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他总结出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反向”经营，他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的经营策略。并据此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
还有，范蠡不仅闲熟地运用经常性地供给与需求平衡，更进一步——逆市经营，资用待乏，范蠡利用计然“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逆市经营）原则，提前做好需求供应准备。范蠡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掌握这一规律就可以预测未来年成的丰歉情况，从而早做准备。而且他认为价格的涨跌是往复变化的。
这说明，范蠡商“道”吻合市场供求规律，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多种经营，满足多种需求；二是逆市经营，赚取“待乏”利益；三是预测未来，赚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利益。范蠡已经高水平地运用了市场供求规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范蠡“商道”吻合了现代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
当然我们不能说范蠡已经明确提出了“价值规律”或者“市场规律”的问题，也不能说范蠡商道“遵循”了这些规律。因为这是19世纪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商品价值论之后形成的理论。我们只能说范蠡商道“吻合”或者“暗合”了这些规律。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事情了！范蠡经商可是年之前啊！
第三娴熟运用市场“三大法宝”
市场胜家三大法宝是：产品领先规律、运营完美规律、顾客亲和规律。
1、关于产品领先。范蠡在经商活动中,着力商品领先，营造特有的供给优势，使自己经营的商品深受欢迎，销路大开。
所谓产品领先，就是注重提供高性能的产品。包括质量领先、种类领先、价格优惠、时机领先等，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惠，结果形成供给对需求的优势。
范蠡非常重视自己的商品质量。购买商品的本质就是购买使用价值。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性能不好，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肯定这种商品不会再有顾客问津。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有些特殊的商品，例如海鲜品、蔬菜和水果等，它们要求保存条件好，交易流转快，否则就容易腐败变质。范蠡主张：“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对那些易腐烂、不能较长时间储存的商品，不要追求高利润而延误了出售的时间，有了适宜的利润就应及时抛售。
2、关于运营完美。所谓运营完美，就是以最低的价格和最少的不便为市场提供中档次的产品。对待顾客的观点：低价格或无争吵的服务，或者两者兼顾。这有两个要求：一是商品中低价格。范蠡做生意讲求薄利多销。对合作伙伴“不争利”，追求双方互惠双赢。之所以这样，是他基于“粮取所食，物取所用”的商业思考，经商适当可控，也就更加诚信、更加顺利，优异的绩效不呼自来。同时，范蠡采取多种经营，多元发展，“农末兼营”“侯时转物”，为消费者做好充分准备。二是把握商机。满足需求即领先。范蠡提出一套“积贮之理”：在某种产品价格便宜时，大量收进，“贱取如珠玉”，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则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道理就在于产品价格低廉时，必然产品过剩，大量吃进，既可以抑制市场价格下滑，又贮存以待匮乏时节，补市场之缺得个好价钱。范蠡和白圭都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范蠡认为，贱买贵卖的操作，要把握好商机，他说“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关键时刻应该当机立断，当买则买，当卖则卖，把握商机。
范蠡善于积极掌握各种商品信息。范蠡来到齐国以后，便带领家人、奴仆到附近的蓬莱及齐鲁以东各地考察年景和商贸情况。每到一处，他都要了解那里的社会现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物价、商品产地及供需量。回到海滨后，根据在各地市场信息，把自家生产的各种皮货、绢、纱、绸、缎、食盐等，用车运往各地销售。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依此预测未来市场，开发多种商品满足市场需求。做到满足顾客需求，结果是创造了顾客。
如果说“积贮之理”在于积和贮，是对产品的运用。那么，范蠡的“待乏原则”，则在于识别需求，积极开发市场，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商品，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3、关于顾客亲和。商家的注意力放在市场特定顾客需要的满足，他们在乎同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对待顾客的观点是：我们有对于你的最佳解决方案，可以提供你要得到最好的结果或价值，或者二者兼有的所有支持。范蠡经商过程中，以仁义对待客户甚至同行，对那些想致富而无经济基础、缺乏技能的人，给予无偿资助和悉心指导；范蠡向富户借10万钱，无借据连本带息还钱，还额外赠送路费等；范蠡对贫苦的百姓施舍钱财，助其渡过难关；范蠡经商主张“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载范蠡“富而好行其德”，就是对范蠡遵循这一规律的最好佐证。
不仅如此，范蠡经商，十九年间“三致千金”，多次慷慨“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还有民间相传范蠡发明十六两老秤，用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并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人的范畴，而是社会慈善家、道德家。
这也充分证明：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四）善于合作共赢
范蠡在齐国经商中的贩马成功，就是合作双赢的典型案例。范蠡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这种好马齐国有，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强盗劫匪很多，贩马有风险。他了解到齐国有一个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因他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想和他合作，他写了一张榜文，说他组建了一个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果然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范蠡虽然没有收姜子盾的钱，但是，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范蠡经商，体现了儒家仁义思想。他不像一般商家那样在盘剥敛财上精打细算，而是对合作者谦和礼让，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地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做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长期的精诚合作，使商业经营有后盾，使总成本降低很多，也还是达到了合作互利的收效。
商业活动是一项社会活动，它上联卖家，下联买家，经营过程中，还必须与资金的提供者发生联系。范蠡把信义作为合作的纽带，靠信义维持和谐的运营。一次范蠡资金不足，周转发生了困难，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
当今流行的ISO族标准中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之一，就是“互利的供方关系”，要求组织与合作者信息共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两千多年前，范蠡经商已经初步采用这一模式并取得了成功。
（五）范蠡在经商实践中努力寻求总结“商道”
范蠡在越国辅政时提出复兴越国的四大策略已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一是使用专业分工的方式重构国民经济，历史上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是世界第一个将人分类治理国家的人，范蠡提出更先进的将产业分开，资源聚集，从而恢复越国经济；二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调节粮价，保持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促进粮食生产，加上“国储粮政策”，形成粮食安全闭环；三是发现并遵循经济周期，观察木星位置，发现自然规律的周期，按周期进行宏观调控；四是能够利用供求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与他同时代的人，几乎不懂得供求决定价值这一原理。与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都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范蠡在广泛学习商业经营知识，深刻领会精神实质。首先，范蠡全面接受了老师计然的商业思想。史载：“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些成为范蠡后来经商的主要思想理论依据。其次，范蠡接受了“治生之祖”白圭的商业思想。史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蠡商业思想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五行与农业丰歉、“积著”之理、节俭以及抓住商机等思想，与白圭相关。还有“富而好行其德”的思想。“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又曰：“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这些都是体现规律性的精神。
范蠡在经商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商之“道”。首先，也是最重要并有史书记载的范蠡独创的“三谋三略”。“三谋”：《人谋》，用人要正，忠奸定兴废。大事要慎，妄托受大害。待人忌躁，暴躁交易少。处事宜静，浮躁误事多。言行宜和，和气能生财。做事宜勤，懒惰百事废。《事谋》，用度宜俭，奢华财源败。做工宜精，粗糙出劣品。货期要准，马虎失信用。交易要速，拖延失良机。进货要严，滥入货价减。出纳要谨，潦草差错多。《物谋》，优劣要清，混淆耗损大。存物要整，散漫难查点。价格要明，含糊多争执。赊欠要审，滥出亏血本。帐目要清，糊涂弊端生。查帐要勤，懈怠滞本金。“三略”：包括《货略》，《价略》、《市略》。“三略”是聚财的原理，他归纳为三点：务完物，审贵贱，无息币。意思是说，货物的品质要完美，要注意价格变化规律，莫要使货币停止流动。务完物是《货略》的核心，审贵贱是《价略》的核心，《市略》讲资本金营运策略。范蠡的“无息币”就是说货物、资金都要不停地循环，运转。其次，范蠡通过观察木星的位置，发现自然规律的周期，并在周期中进行宏观调控。再次，范蠡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说明他能够自觉利用供求规律，与他同时代的人，几乎不懂得供求决定价值这一原理。
范蠡善于发现并运用“道”。大家知道，范蠡卖马的故事，孤立的贩卖马匹和贩运麻布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将贩卖马匹和麻布关联到一起——缔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就产生了多赢的结果！生活中不缺少机会，而是缺少发现机会的眼光；生活中也不缺少资源，而是缺少发现资源的眼光。范蠡成功地发现机会、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了传奇。
同理，范蠡发现吴越可以成就他人生的大事业，预测并有效运作使吴王不杀勾践和自己，运用科学思维兴盛越国，用计谋灭吴，处在人生巅峰的范蠡毅然“挂冠”而去，显职显名选择经商，选择经商地区为海滨、齐、陶，三致巨富均散发钱财，等等，都反映了范蠡发现和运用“道”深邃的眼光、睿智的哲思，使自己始终稳步行走在政治、军事、商业和社会大“道”上。
所以，范蠡按照这个“道”去经商，成功是必然的，赚钱是挡都挡不住的，所以范蠡才会成为“商圣”。
结语：范蠡“商道”，彪炳青史。《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故范蠡三徙（自越徙于齐，又自齐徙于陶），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秦相李斯用16个字来概述范蠡一生：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何谓“大商之道”？就是“人道”。“粜（tiao,卖）东籴（di,买）西，汇北兑南，经世济民两肩担。”
范蠡，是一位真正悟透商道了解财富真因的圣贤！
作者：周文生苏州市范蠡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州干部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本文选自于中国·苏州“范蠡商道”首届全国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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