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短暂的“众正盈朝”局面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不仅使得泰昌由一个月延长为四个月，也使得天启初期的政治，保持了与泰昌政治的连贯性。朱常洛力图拨乱反正，主张大量起用万历朝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废弃的官员，御史黄彦士就把这一政策概括为“起废弃诸臣”。他说：皇上业已指示吏部分别起用，吏部针对废弃诸臣的情况，分别列出以下几种：为了争国本而迹于戅激者，为了反对矿税太监四出而邻于倨侮者，为了反对权要而招尤者，为了救护忠良而遭逐者，也有诖误可原而全瑜难掩者，有形迹可疑而清议自存者。他认为，这些人虽然才品不同，都足以备用。
朱由校即位后，这一政策得以延续，起用废弃诸臣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给事中惠世扬主张开放先前的“党禁”，高攀龙、刘宗周、王之寀等人都是可用人才：“年来剪除异己，百计排摈，有指之为东林之党而处之者，有变而为西北之党以处之者，又有目之为东朝之党而处之者。夫言东林则东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则西北耳，何必发难于东朝？仇视君父，芥视缙绅，若高攀龙、刘宗周、孙居相、刘策、王之寀、陆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见用，则舆论之所以愤愤不平也。圣朝无弃人，何昭旷之途不可共游，而倾陷无已时乎？”给事中赵时用附和惠世扬的主张，反对门户之争：“若今之时事，有议论已定而不必追寻者，门户之说是也。年来之抢攘不休，既已两受其败，今日之喘息方定，岂可再触其狂！非但不可张之口喙，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别彼此之心，必且复激玄黄之战，‘党’之一字为害万端。”
御史方震孺继续反对门户之争，为遭到禁锢的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鸣不平：“夫门户二字原不当闻之君父，臣言之已自心惊，然而不新不棼也，臣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扫门户之葛藤也。东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险贪横实繁有徒，尔时不肯依附者自是刚肠男子。然不当因不肖以及贤，而遂为竭泽之渔也；又不当因亲以及亲，因友以及友，而更为瓜蔓之抄也。除诸臣已经会议，及在仕籍者无容再赘。如清慎之叶茂才，经济之钟应举、赵南星，挺劲之魏云中、马孟祯，洁净之高攀龙、刘策，练达之李邦华，苦节之鲍应鳌、刘宗周等，有何罪过而锢之终身？”
御史周宗建进一步跟踪追击，万历三十六年以后的君子小人之争，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的君子小人之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奈此诸小人占风息影，择便投膻，不问国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无，不审寸心之安危，不计后来之破败。唯一时尚之题目据为眼下之灵符，苟有不合于时者，辄举而入之罗中……夫此数翻诸人，方其患得之时，车可填门，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黄，侭足自谓英雄，而迨于一朝垂尽，焰冷光残，平时之辣手化为粪土之蝀蝇，不身死于贱行辱人，即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后诸臣所引董应举、高攀龙、史孟麟、李邦华、熊明遇、魏云中等，不下二十余人，类皆磊落奇才，风霜老骨，在举者光明洞达，各谅无他；在用者直截了当，无嫌旁摘。”
在如此这般密集的舆论攻势之下，一些废弃已久的官员陆续起用，再度登上政治舞台。天启元年闰二月，起用董应举为大理寺左寺丞，孙玮为南京吏部尚书，魏养蒙为南京户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朱僖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三月，起用陈大受为尚宝司少卿，鲍应鳌为礼部祠祭司郎中，刘宗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倪思蕙为太常寺少卿，徐时进为南京光禄寺少卿，王之寀为刑部浙江司主事。湖广道御史方震孺对鲍应鳌、刘宗周、高攀龙给予高度评价：
——鲍应鳌于孝靖皇太后寝园一事，费尽苦心，卒能委曲调停，勉成大礼，体皇祖之隐伤，慰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过人者。
——至于刘宗周，明知其清华将及，却不肯隐忍数日，而必欲发抒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载林居，至衣食断绝，而眉头无终皱时，此等男子可于肥肉大酒中求乎？万一用不及时，位不配望，书之史册，主爵者之羞也。
——高攀龙当太仓炙手之时，有恤才远佞之疏，一身许国，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绝口不言朝事。人称其洁净中廓大，宽博中精严，直欲远比周程，近追罗薛，亦今世之祥麟威凤矣。
万历朝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官员陆续起用，“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渐次形成。
邹元标里居了近三十年，光宗朱常洛召拜为大理寺卿，熹宗朱由校登极后，进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他上言当今国事以推贤进贤、和衷共济为第一要务：
——臣谓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致也。往者不以推贤进贤为事，以锢贤逐贤为第一义，递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为事，而以分门割户共为衣钵，奈何朝不多事？而究大臣已死，恩贲泉壤，诸人存者谈笑林皋，落得臣等与诸臣共忧其危，何济于事！
——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应之，此必然之理，无不可知者。何论事论人者各有偏见，偏因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不复知有人锢且移于国。此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失和气，争如虎者为国也，不失和气几于无我矣。今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无遽摇笔端论一事，许惩前虑后，无轻试耳食。
——臣意急在用人，各处添设巡抚，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浚不动声色，功在边塞。李邦华赤心壮猷，宜当破格，诸臣业举之矣。熊明遇、刘宪宠、陈大受、周起元，皆一时伟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则有，南户部尚书汪应蛟邃学沉机，通政吴可达端简纯诚，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画，副都御史刘曰梧刚方正直，应天府尹徐必达壮达弘猷，太仆寺卿周士登学明正宗，光禄寺卿蔡献臣冲襟实学，副使马孟祯澄清为志，布政萧近高恬约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筹。此外如磊磊落落忼慨力能任事之岳元声，晓畅军务之申用懋，老年壮猷半生未竟之李绾，可备急使。
忧国忧民爱才心切的邹元标，一口气推举了十八名废弃官员。几天之后，他再次上疏，向皇上“续陈末议”，提出“拔茅”“阐幽”等大事，论述“保泰”的原则：一是“简”，二是“俭”，三是“和”，四是“厚”。所谓厚，旨在厚待诸臣。他列举了二十多名卓越官员（有生者有往生者），先谈生者：“生品如十年太仆五卿，一真自如之叶茂才，力障狂澜进贤斥奸之赵南星，恬约邃学三十余年之高攀龙，有白华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箪瓢陋巷乐道安贫之刘宗周，有屡进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声，有主事数月即锢之丁元荐、贺烺，此皆国之名贤也，启事迟迟，物望谓何？”对于已经逝去的往生者，他也赞颂备至，反衬昔日对他们的废弃是何等的不公：“有往生之品，则有澄清三楚一死报国之冯应京，则有进贤为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鲸。此诸臣者，顾宪成、邹观光辈中人，谈之发竖，念之涕零。幽微不阐，国典无光，则有英风壮气昌言去国之罗大纮，则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则有力排封事心行双清光禄寺少卿涂杰、王学曾、朱维京、陈尚象、王如坚，则有暮夜指正之侍郎何选、给谏颜文选、杨文焕，则又有倡道东南顺事没宁故侍御之钱一本，故参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诸寿贤、薛敷教。生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录，重泉永閟。若复加磨勘，日月迁延，雌黄杂出，诸臣不负国，国负诸臣。”邹元标谈得平允公正合情合理，皇帝批示：“续陈诸款，俱见有用实学，该部一并议行。”
皇帝朱由校对邹元标颇为器重，天启元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升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随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两人配合默契，为起用废弃诸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创建首善书院，与同志讲求实学，遭到无端诬陷，罢官而去，死于江西吉水老家，时年七十四岁。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颇受清流推崇的赵南星，里居二十余年，天启元年三月起用为太常寺添注少卿。其时他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感慨系之对皇帝说，他担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时，“血气方刚，锐意有为，作事孟浪，罪废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岁，古称三十年为一世，七十为老。臣之同时废弃与为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兼多人皆已弃世，臣犹视息人间，以待陛下龙飞利见之期，录用旧人。”《明史》对此有一个简短的概括：“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
鉴于吏治败坏已经积重难返，出任左都御史之职之初，他向皇上进言：“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以后他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大力起用人才，为“众正盈朝”勾画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孙奇逢所说：“寻改吏部尚书，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龙总宪，杨涟副院，左光斗佥院，邹维琏、夏嘉遇、程国祥等人铨曹，魏大中辈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所谓“群小滋不悦”，《明实录》提供了一些细节：“至是，擢长吏部，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惮其刚严，不敢有所干请。魏忠贤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应星谒见，拒不纳。遇（魏）忠贤于朝，正色语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各宜努力为善。’忠贤嘿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阁，三至南星门，谢弗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魏忠贤比而齕南星。然当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南星掌铨，而秉宪及科道卿贰等皆东林正人，激扬讽议，忠贤颇惮之。”《明史·赵南星传》的一段话，据此演化而来：“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齕南星。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都察院），李腾芳、陈于廷佐铨（吏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
所谓“小人侧目”云云，过于轻描淡写，岂止是“侧目”而已，“小人”们在魏忠贤的卵翼之下，发起一阵阵猛烈反扑。在这种处境之下，履职的艰难可想而知，年迈的赵南星一再请求辞职。他在天启四年七月初七日的一份奏疏中写道：“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虚假也，屡疏上，皇上屡留之，臣再有言，不过老病二字……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区区司官彼视之犹鸡肋也，曾不能当其一指之弹，而望之不畏强御，良亦难矣！臣尝论之，万历年间近于以强陵弱，此时之人近于以众暴寡。力可弄权，人人皆为吏部；财能买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士风如此，公道业已灭绝。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鲜不剥民之脂膏，以求华膴，民安得不困穷而作乱？此刘宗周所以耻之、厌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之，臣乃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积习不改，外察伊迩，大贪大酷皆以书帕获免。如汪心渊之事，不肖者受贿而曲庇，贤者闻声而附和，虽使臣有返老还童之术，与执簿呼名之吏无异，适足以败其平生，而无补于国家，旋当以恶声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闭之宅，墙垣顿擗，蔓草满地，徐徐扫除，当自门庭始。”措辞虽然委婉，却绵里藏针，其中这一句话最值得注意：“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这个“强有力者”是谁？看了前面引用《明实录》《明史》的细节，读者诸君想必恍然：非魏忠贤莫属！上疏辞职不允，苦苦挣扎的赵南星，竟被魏忠贤矫旨削籍，遣戍陕西代州而死，时年七十八岁。
邹元标、赵南星的离去，或许是一个标志，“众正盈朝”的局面，有如灿烂的樱花，怒放之后迅即凋零。
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
一 三位一体：朱由校·魏忠贤·客氏
1．朱由校：醉心于玩乐的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朱常洛连遭厄运，久久不能册立为太子，不能豫教，他作为其子更逊一筹，应有的豫教几乎完全缺失。父皇登极一个月突然死去，朱由校连皇太子的身份还没有册立，皇储的一系列学习培训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因而，他可能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最没有文化教养的一个。
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甚至认为，朱由校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些说法未免带有夸张的成分，但点到了要害，朱由校确实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从他即位后处理李选侍与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论看来，断定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朝政仍旧在旧轨道上滑行，除了盈朝的“众正”，还有赖于一个得力的内阁班子。这是泰昌朝的政治遗产——内阁中有方从哲（十二月致仕）、史继偕、沈、何宗彦、刘一璟、韩爌、朱国祚、孙如游。新帝登极，前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于天启元年十月入阁，出任内阁首辅，阁臣有刘一璟、韩爌、史继偕、沈、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天启二年，孙如游致仕，孙承宗入阁。天启三年，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入阁。天启四年，叶向高、韩爌、朱国祯先后致仕，何宗彦去世，孙承宗出镇辽东，内阁落入顾秉谦、魏广微之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那是后话。
叶向高时代的内阁，运转仍属正常，竭力维护内阁应有的职权。他在一份奏疏中说：“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间有宣传，恐滋疑议。请凡事悉令臣等拟上，宜停中旨，重纶音。”又说：“臣往昔在纶扉，正当宫府暌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泪为枯。今再起，又值东西告变，薄海驿骚，当大坏弊之后，难尤倍于往时，惟望同官诸臣各竭智谋，共期匡济……一心徇国，将从前闲言碎语尽行捐弃，毋复相构相讦，上疑圣心，下成党祸，如汉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犹可为乎？”
朱国祯天启三年奉召入阁，对内阁活动有一些记录。比如，天启四年二月十二日，皇上参加经筵的实况，他是这样描述的：“甲子二月十二日，皇上御经筵。是日黎明，步入朝门，天气清朗，不着纤云，不飘微飏。同阁中诸老循会极门而东，红光荡漾，楼阁蜚胜，皆作金碧色，亘以雉堞，如束玉然，真天上五城十二楼景界也。坐直房少选，隐隐闻跸声渐近，阁臣部院科道俱吉服至文华门外，分东西班立。班首英国公张惟贤居东，韩相公爌在西相对，时首揆叶（向高）求归不出。余东班肩次英国。门开，传呼皇上升宝座，合班行五拜三叩头礼。分班循左右门而入，立殿门外，复行叩头礼。循左右门入，分立殿中，去宝座仅二丈余。序班四人抬大讲案，置上前；又二人抬小讲案，置其下，离可三丈。两讲官自班中分出，立小讲案下，可三尺，行叩头礼。两展书官亦分出，立讲案旁，在小讲案上可三尺。东展书官丁乾学循砖而上，转至正中，一躬复转身，踏上板台，御案之侧，跪行一步，展书，移镇纸压定。两侧一司礼对展，起下转正中，又一躬，循砖而下，立定。东讲官成基命讲四书‘居敬’、‘行简’二节，退下原立处。西展书官陈子壮，西讲官李康先亦如之毕。两讲官又行叩头礼，与展书官都入原班。玉旨亲传：‘官人每吃酒饭！’两班皆承旨退出殿门外，再行叩头礼，俟上下宝座，方出至午门外赐宴。宴毕，复至会极门，叩头而退。是日，两讲官声音嘹亮，与展书官仪度雍容，文武大臣及近侍皆色动。天颜大喜，传言：‘讲得甚好。’”看得出来，朱由校依然遵循皇祖朱翊钧的经筵传统，虽然形式大于内容，但总比后来一切罢废，无法无天，要好得多了。
罢废经筵与魏忠贤的操纵密切相关。朱由校一向贪玩，醉心于骑马看戏，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一个工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写他们的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水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
朱由校的这种癖好，与身边太监魏忠贤的诱导有密切关系。正如张岱所说：“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嬉游，甚得太孙欢。”万历、天启年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以亲历者的目光描述得更加栩栩如生：“逆贤（指魏忠贤）善射，好蹴踘跑马。先帝（指熹宗）好跑马，好看武戏，又极好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盆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觉坠下。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喝彩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先帝与亲近之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朝夕营造而嘻嘻，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圣意之适……先帝每日营造得意，即饮膳可忘，寒暑罔觉，可惜玉体之心思精力尽费于此。”
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熹庙拾遗杂咏》专写宫中琐事，提供了皇帝醉心于玩乐的一些细节。一类是勤于做工匠：
——上好雕木器，尝于护灯八幅小屏，刻寒鹊争梅，畀小珰令鬻之，谕以御制，价须一万。翌日，如数奏进，上大悦。
——上好手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饰以五彩，工巧绝伦。当斵削得意时，有急切章奏，命识字女官朗诵官职、姓名、硃语毕，辄谕王体乾辈曰：“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于是徇爱憎恣意施行。
——上性好营建，回廊曲室多手操斤斧为之。喜厌不恒，成而毁，毁而复成。宫中旧有蹴园亭，上又手造蹴园堂。高永寿（太监）好蹴踘，故怂恿造堂以习此戏。未几复毁。
——铜缸盛水，凿孔设机激动之，能令水逆飞。初如瀑布，徐如散雪，最后亭亭直上，如玉柱然。下预伏一镀金木毬，大类核桃，忽涌上玉柱之尖，盘旋上下，久而不堕。宫中旧无此戏，上意创为之。
另一类是喜欢演戏看戏：
——上创造水傀儡戏。用铜方池纵横各三丈，贮水浮竹板承傀儡。池侧设帐障之，钟鼓司官隐身帐内，引其机，辄应节转动。左右鸣锣鼓者、宣题目者、代傀儡问答者又数人。所演有“方朔偷桃”“三宝下西洋”等。
——上设地炕懋勤殿，御宴演戏临幸焉。尝演“金牌记”，至疯魔和尚骂秦桧，忠贤趋匿壁后。
——宫人竞为斗鸡戏，届期登场，施五色幔于笼上，到场开笼，多者至三四百。啄胜者以彩缯结小毬分缠颈上，入笼迎归，所获珠翠不啻百金。
——回龙观多海棠，有六角亭，每岁花发时临幸焉。上尝于亭中自妆赵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同高永寿辈演“雪下访赵普”戏。
一个十足小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朱由校在率性的玩乐中，流露出创造发明的才智，动手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在明朝所有皇帝中难见可与比肩者。如果不当皇帝的话，肯定是一位能工巧匠，比起那班一无所长的王孙公子要好多了。与当木匠泥水匠漆匠相比，他当皇帝极不称职，对于朝政丝毫不感兴趣。每天都和亲昵近侍太监涂文辅、葛九思等潜心于斧凿刀削，解衣盘礴，其他人不得窥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总督魏忠贤，每每乘皇上兴致勃勃埋首工艺时，传奏紧急公文，请示谕旨，皇帝不耐烦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知道了。”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充满政治野心的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他使皇帝成为傀儡，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把皇帝侍候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皇帝对他更是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在谕旨中和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东厂总督魏忠贤是也。魏忠贤则照单全收，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
明朝的遗老遗少谈到天启朝的历史，异口同声地归咎于宦官之祸。张岱说：“我明三百年宦官之祸，始于正统，横于正德，复横于天启。正统、正德犹对口发背之症，壮年力旺，毒不能内攻，几死复活。天启则病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骨，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症乎？且又求愈太急，多服劫剂，元气日耗，神气不守，风邪卒乘，有立毙已矣。则是宦官之祸种毒既深，国与随尽，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万斯同也说：“宦官之祸抑何其甚哉！明自中叶，政在内珰，渐积蔓延，以至于是，汉唐而降，固未有若斯之酷烈者也。群小肆毒，正类一空。人之云亡，家邦殄瘁，土崩鼎沸之势，宁待乾纲解纽之日而后知之哉，抚卷兴悲，能无浩叹？”宦官之祸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追问一句：造成宦官之祸的根子何在？那么皇帝显然难辞其咎，或许可以说，宦官之祸的罪魁祸首就是皇帝。没有皇帝朱由校甘心于太阿倒持的纵容，魏忠贤及其阉党何至于如此嚣张。朱由校一直到死，都认为魏忠贤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的圣旨中喋喋不休的是：“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一腔忠诚”“赖厂臣赤心忠计”“赖厂臣殚心筹划”“赖厂臣干国精忠”。正是这个昏庸的皇帝使得宦官之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2．魏忠贤：市井无赖登上权力巅峰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生于隆庆二年（）正月三十日，死于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日。隆庆二年是戊辰年，所以他的小名叫作“辰生”，长大以后，取个大名叫“进忠”。
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刘若愚《酌中志》说，他的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刘氏，都在当地务农。其二是明末出版的《梼杌闲评》说，他的父亲魏丑驴，母亲侯一娘，都是耍杂技的艺人，侯一娘有一个情夫魏云卿，是一个戏子，两人私通，生下了这个小名叫辰生的孩子。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较为可信呢？要找到确切的证据比较困难，正史上对魏忠贤入宫前的记载很少，他发迹之后对自己早年事迹讳莫如深。刘若愚《酌中志》写到他的家庭出身，可能源于魏忠贤自己的叙述，带有掩饰成分也未可知。《梼杌闲评》是演义，其中不少来自民间传闻，却颇有可信度。只要和其他野史对比，便可见分晓。
明末朱长祚写道：“万历中，肃宁人魏忠贤者，初名进忠，市井一亡赖耳。形质丰伟，言辞佞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然有胆气，日务樗蒲为计，家无担石而一掷百万。若其歌曲弦索，弹棋蹴踘，事事胜人，里中少年竞相与狎。迷恋青楼翠袖之间，落魄无行，依人醉醒。不问妻子饔餐韦布，游手好闲以穷日月。”由此可以看到，魏忠贤长得一表人才，高大伟岸，能说会道，又聪明伶俐，唱歌奏乐，下棋踢球，样样胜人一筹。
谷应泰写道：“魏忠贤初名进忠，河间肃宁人也。少黠慧无籍，好酒善啗，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尝与年少赌博不讐，走匿市肆中，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宫。”
万斯同写道：“（魏忠贤）少亡赖，嗜酒善啗，好驰马，射多奇中，虽未尝识字，而粗有胆力，猜狠自用。尝与群少年博不胜，走入市肆，为群少所窘辱，恚而自宫。”
《酌中志》说：“忠贤少孤贫，好酒色赌博，能饮啗嬉笑，喜鲜衣驰马，善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故猜狠自用，喜事尚谀，是其短也。”
这样的人，不可能出于老实巴交的农民魏志敏与刘氏家庭，只有戏子魏云卿与和杂耍艺人侯一娘才培养得出。何况“市井无赖”乃是商业街市的产物，不可能存在于穷乡僻壤。
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给他成了家，妻子姓冯，生了一个女儿。由于他不务正业，沉迷于赌场与青楼之间，吃喝嫖赌，倾家荡产以后，逼着母亲改嫁给姓李的男人，自己也由魏进忠一变而为李进忠（日后发迹了，才恢复魏姓）。妻子受不了折磨，改嫁他乡，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进宫去当阉宦。
他的家乡肃宁县本是个出阉宦的地方。宫里招收阉宦，有一定的程序，从十几岁的少年中选拔，像他这样已经结婚生子的成年人，不符合条件。私自阉割违反大明法律，而且风险很大。颇有“胆气”的他，铤而走险，私自阉割，因出血过多昏死过去，幸亏被庙里的小和尚发现，紧急救治，才捡回一条性命。
正是无巧不成书，他遇上了第一个恩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孙暹，把他带到宫外的私宅去当差。由于他仪表堂堂，又能说会道，很受孙暹喜欢，便把他带进宫里，从阉宦的最底层做起，当一个“小火者”，做些洒扫打杂之事。所谓“小火者”之“小”，是指地位低下，并非年龄小。其实他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据刘若愚说：“万历十七年选入，隶司礼监秉笔掌东厂太监孙暹名下，派与御马监刘吉祥照管”。他生于隆庆二年（），到万历十七年（），按照传统计算方法，应该是二十二岁。
虽然是小火者，毕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名下的人，又与同门太监徐应元、赵进教成为酒肉朋友。市井无赖的经历，擅长逢迎拍马，谄媚上司，因而得到第二个恩人——内官监太监马谦的赏识，把他推荐到宫中十大库房之一的“甲字库”去当差。甲字库保管布匹染料、中草药之类，是一个很有油水的部门。在那里当当差，比小火者自然阔气多了，使他有足够的钱财去巴结太监的上层人物。
这时他结识了第三个恩人——乾清宫管事太监魏朝。魏朝隶属于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名下，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和他的儿子朱由校的近侍太监，朱常洛当上皇帝以后，提升他为乾清宫管事太监。魏忠贤看中了魏朝的权势，和他结拜兄弟。魏朝虽然官阶高，年龄却比魏忠贤小，只能屈居为弟，宫中称呼他们“大魏”（魏忠贤）“小魏”（魏朝），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由于魏朝的介绍，魏忠贤被破格提拔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王才人死后，他又成为朱由校庶母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为这样的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近朱由校，成为可以信赖的心腹。
这是魏忠贤登上权力巅峰的重大转折点。刘若愚回忆道：“光庙（朱常洛）在青宫淡薄，先帝（朱由校）既诞之后，生母孝和王皇后即才人王娘娘也，无人办膳，（魏忠）贤遂夤缘入宫，办才人娘娘及先帝之膳。其介绍引进者魏朝，（魏）朝乃王（安）太监安之名下，光庙久宠信之。（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昕夕誉（魏忠）贤，（王）安为（魏）朝所惑，颇信之。（魏）朝初与先帝之乳媪客氏暗有私，即古所称对食者。（魏）朝以侍（王）安，及答应光庙，多不得暇，而（魏忠）贤遂乘间亦暗通客氏，分（魏）朝爱焉。（魏忠）贤性狡猾，指称办膳为名，于十库诸内臣如药张等，皆骗其食料醯酱，或玩好财物，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必巧营取之，而私献光庙、先帝，以固宠也。”刘若愚文化程度不高，他写的文章读起来很费力。史家笔下的文字就清楚多了，谷应泰写道：“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孝和王后（王才人）太孙生母也，忠贤夤入宫办膳，其介绍引进者魏朝。（魏）朝故属太监王安名下，（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日誉忠贤，（王）安善视之。”万斯同写道：“熹宗与生母王才人无典膳者，忠贤因王安门下魏朝荐以入，益以珍果美馔及玩好物，献熹宗，导之宴游，得其欢，遂与（魏）朝淫于熹宗之乳媪客氏。及熹宗立，忠贤、客氏始有宠，而未敢肆，乃一意奉王安，结（魏）朝为兄弟。”
由此可见，此人确实是个“有胆力，能决断”的角色，巴结上皇位继承人的近侍太监魏朝，通过魏朝的关系，一步步成为朱由校生母的典膳太监，朱由校庶母（李选侍）的近侍太监，进而成为朱由校的亲信。也是由于魏朝的不断夸奖，魏忠贤终于获得刚直不阿的大内总管王安的赏识，初步确立了在宫内不可或缺的地位。
为了登上权力巅峰，他看准了朱由校的乳媪客氏，并借助她的力量除掉了魏朝和王安，扫清登上权力巅峰的障碍。这两个人都对他有恩，他却恩将仇报，市井无赖的本色暴露无遗。
魏忠贤首先除掉的是结拜兄弟魏朝，个中情节颇为离奇。客氏原先与魏朝私下相好，称为“对食”，魏忠贤是“第三者”插足，也和客氏“对食”。刘若愚称为“一穴两蛟，争竞必至，而（魏）朝之为人也佻而疏，（魏忠）贤之为人也憨而壮”，魏忠贤明显处于上风。朱由校即位数月后，“大魏”与“小魏”在乾清宫暖阁内争拥客氏，醉骂相嚷，拳脚交加。吵醒了皇帝朱由校，也惊动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当时魏忠贤已经晋升为秉笔太监掌管惜薪司，魏朝（改名为王国臣）晋升为乾清宫管事太监掌管兵仗局，两人一齐跪在皇帝御榻前，听候处分。皇帝知道两人与客氏的关系，出于对自己的乳媪的爱护，丝毫没有动怒，和颜悦色地问客氏：“客奶你只说你处心要跟谁？我替你断。”客氏的反应如何呢？据刘若愚回忆是这样的：“客氏久厌国臣（魏朝）獧薄，而乐逆贤憨猛，且系中年自宫，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遂心向逆贤。”魏朝心有不甘，苦苦向客氏哀求，在一旁的王安看到自己名下的魏朝如此丑秽不堪，打了他一个耳光，勒令他告病假，到兵仗局调理。魏忠贤得胜后并没有罢休，假传圣旨，把魏朝发配到凤阳去看守皇陵。魏朝不服气，半路逃跑，被魏忠贤抓住把柄，以违抗圣旨罪处死。刘若愚评论道：“此时逆贤尚名魏进忠（按：此后不久皇帝赐名为忠贤），始得专事客氏，从此无避忌矣。先帝（朱由校）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听，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
除掉了魏朝之后，他又把矛头对准了王安。王安字允逸，号宁宇，保定府雄县人，万历六年进宫，在培训阉宦的内书堂读书，后来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名下当差。冯保籍没后，他因为年幼未受牵连，又得到张宏的庇护，一路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一向对魏忠贤颇有好感，在二魏大闹乾清宫事件中站在魏忠贤一边。魏忠贤表面上对王安毕恭毕敬，一见面就撩衣叩头，非呼不应，非问不答，心中却盘算着如何除掉这位三朝元老，扫除障碍。
天启元年五月，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因故撤职，发配凤阳，皇帝意欲任命王安接替此职，王安写了辞呈婉谢。客氏一面劝皇帝接受王安的辞呈，一面与魏忠贤谋划如何除掉王安，说：“外边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李选侍）何如？终吃他亏。”这是指不久前王安迫使李选侍移宫之事，恐怕日后吃亏。魏忠贤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霍维华是直隶东光县人，当时任给事中，其妻弟陆荩臣天启元年入宫为内官，宫中动静霍维华最先知道，立即上疏弹劾王安。王安再次上疏请辞，皇帝听从魏忠贤和客氏的意见，起用王体乾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则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东厂总督。王体乾仰承客魏鼻息，矫旨把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魏忠贤把先前遭到王安惩处的太监刘朝释放出狱，充任南海子提督，借用他的报复情绪整死王安。这手借刀杀人之计，十分恶毒，王安果然死于刘朝之手，身首异处，尸体被扔去喂狗。
王安之死令人唏嘘，刘若愚认为他自己也有过失：“王太监安，何不留国臣（魏朝）以啖客氏，用国臣以制逆贤。或不然就将贤与国臣坐惊御之罪，而一并先黜，候大婚礼成，优容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于外。何其明于防西李老娘娘（李选侍）之垂帘，而昧于防客氏之淫纵也。呜呼，知经而未达权耶？抑拘理而寡于术耶？自剪爪牙，束身入阱，殃遗身后，祸及缙绅，千古之下有余痛也。”这当然是马后炮，发发议论而已，区区王安哪里是客魏的对手！
3．客氏：从乳媪到“老祖太太千岁”
朱由校的乳媪客氏，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儿，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了儿子侯国兴，就被选入宫中，充当朱由校的乳媪。当时朱常洛、朱由校父子连遭厄运，客氏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奶妈而已。朱常洛突然去世，朱由校即位，她立即活跃起来。客氏为人妖冶，与魏朝、魏忠贤的“对食”，就是人们窃窃私语的谈资。太监在后宫经常接近皇帝的嫔妃以及宫女，进宫前必须阉割净身，使之丧失男人的性功能，沦为不是男人的男人。为了排遣寂寞，太监和宫女常结成“对食”关系。所谓“对食”，从字面上看，意为在一起吃饭，其实是一种非典型的夫妻关系。客氏表现得尤为出格，同时和两个姓魏的太监“对食”，引得他们在乾清宫争风吃醋，惊动皇帝出来做裁判，客氏喜新厌旧，抛弃了“獧薄”的魏朝，选择了“憨猛”的魏忠贤，足以显示此人之妖冶非同一般。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对食”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夏允彝说：“客氏者，熹庙之乳母，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皇）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与夏允彝同时代的宋起凤则说：“魏（忠贤）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氏）欢。”对于魏忠贤而言，这种“对食”已经超越男女之情，成为一种政治手段——“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
更为“妖冶”的是，宫中有秽闻传出，朱由校大婚以前，客氏已经“先邀上淫宠”。这大大超越了乳媪的身份，而朱由校对她的关怀也大大超越了奶妈的关系，即位不过十天，就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天启元年五月，朱由校大婚，册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朱由校忙于和后妃过从，引起客氏不悦，朱由校不得不用重赏加以抚慰，宠幸较前更甚。
六月初，朱由校下旨给礼部，要给奉圣夫人客氏加恩。礼部感到棘手，回答：“奉圣夫人客氏无例可加恩典。”皇帝立即驳回：“加恩既云无例，尔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载累朝常例备写来看。并此亦无，只是典章不存，不是无例，仍行各衙门备查，或如照别项恩例推广具奏。”以后他又下旨，借口奉圣夫人客氏“保护效尤劳绩”，要户部立即拨给客氏良田二十顷，作为“护坟香火之用”。御史王心一以为不妥，理由是，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赏必加于有功，即使以为客氏有劳绩，不妨赏赐金帛，赏赐田土不合祖制，有损圣上之美德。朱由校很是恼怒，训斥道：“这奏内奉圣夫人护坟地亩，前有谕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数不多，为何又来激聒？”
客氏的身份是乳媪，按照惯例，朱由校长大以后，乳媪就应该出宫。但是她始终不愿离去，朱由校也不想让她离去。如今他已经当了皇帝，举行了婚礼，身边有了皇后与嫔妃，作为乳媪的客氏再也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官员们担心她凭借皇帝的宠信，干预朝政，又不便明说，只能从维护宫廷礼仪规范出发，讲些冠冕堂皇的话，请求皇上让客氏出宫。御史刘兰的言论最为振振有词：“方皇上初登宝位，怙恃无亲，大小臣工莫不推调护之功。今幸冠礼久成，吉典洧臻，厘降之仪肇举，关雎之庆方新，则宫廷之内有皇上主持于上，中宫佐赞于内，是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严之地似亦无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当就外宅也明矣。闻皇祖大婚之后，保姆即令出宫，则旧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顾恩礼所重，权势归之，则嫌疑不可不避也。传闻客氏但欲资财饶富，一切身外名利俱系常物，则止足不可不知也。其家已膺锦衣之荣，其秩亦隆夫人之号，酬报既已满足，臣子何敢言功，则退逊不可不早也……应如科臣之请，皇上优以金帛，大赐赏赉，使之生有所养，老有所归，即令勿恋内廷，出外第悠游家食之乐，早离擅势之嫌，常守富贵之荣，亦无是非之及。”委婉的措辞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皇上已经给客氏之子侯国兴加升为锦衣卫指挥，其夫侯二也已加官为诰命了，应该知足，更应该回避“擅势之嫌”。
朱由校即使留恋客氏，也没有理由把她继续留在宫中，只得令她出宫。九月二十三日，客氏无可奈何地离去。客氏一走，朱由校立即后悔不已，整日寝食难安，竟然下旨把她召回来：“朕前有谕，着择于九月二十三日午时吉，奉圣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宫，未离左右。自出宫去讫，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眩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外廷不得烦激。卿等传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谕，钦此。”皇帝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引起官员们强烈的反响。既然皇帝自己言而无信在先，官员们当然也不把他的话——“外廷不得烦激”，当一回事，不断上疏“烦激”。湖广道御史马鸣起说得直截了当：“此番举动未协舆情，烦激所不免者”。理由很简单：“客氏者既出而复入，已去而复留，意不容割，使经纶弗经，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后世见也”。他列举客氏出而复入有六大不便：一，保姆长居禁地，有悖朝廷家法；二，保姆轻易出入，无法严肃宫禁之防；三，怙宠邀恩之渐，恐有意外之虞；四，客氏与权珰线索易通，涓涓细流将成江河；五，以一宠妇之故驱逐言官，贻累圣德；六，使天下后世说皇上视辅臣不及一保姆，轻朝廷而羞当世。马鸣起所说的“权珰线索易通”，明显触及当时的政治尖端——客氏与魏忠贤的特殊关系与特殊权势，所以才有“皇上视辅臣不及一保姆”的感叹。朱由校心知肚明，立即下达圣旨为自己辩解：“奉圣夫人客氏，遵圣母孝和皇太后遗旨，保护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预？本内线索字样，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谕已明，马鸣起如何故不遵承又来渎扰，本当重处，念辅臣具揭申救，姑从轻罚俸一年。再有这等的，定行重治不饶。”
虽然皇帝有言在先，“再有这等的，定行重治不饶”，官员们却毫无顾忌地支持马鸣起，穷追不舍。吏科给事中侯震旸说，先前听说客氏出宫，缙绅士庶无不举手加额，涂歌巷舞。不到两日居然召回客氏，难道是矫托？不出于皇上之手？青天白日之下断无此理。难道皇上情不忍割，突然反悔了？臣又不敢信。他提醒皇上深思：客氏未出，举国何以惶惶然望？客氏既出，举国何以跃跃然喜？客氏出而复入，举国何以凛凛然忧？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皇上即为客氏一身富贵计，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宠而益之毒。”侯震旸已经敏感到，客氏的出而复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亦即马鸣起所说的“权珰线索易通”，所以才会举国担忧：“中涓群小，煬灶借丛，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媾曹节、王甫之祸，可为寒心”。
言官倪思辉、朱钦相继续发挥马鸣起、侯震旸的观点，论述客氏问题的严重性。朱由校为了阻止这种议论，再次下旨严厉谴责：“朕今早览文书，内倪思辉、朱钦相论奉圣夫人客氏，有何干预，指比宋虏？前有谕旨明白，又来激聒，是逞臆沽名，欺朕幼冲。本当重处，姑从轻，俱降三级调外任用。如有再来奏扰的，重治不饶。”
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侍郎王德完、给事中李遇知、御史王远宜等，陆续上疏申救，朱由校视若罔闻。江西道御史王心一说，朱钦相、倪思辉论奉圣夫人客氏，不过强调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宫禁之防闲不可不肃，希望皇上为尧舜，朝廷清明而已。竟然罪以沽名，遽加降调。言者一段苦心积虑不能透彻于圣上之心，显然是佞臣进拒谏之计，那么，不但言者危，而且天下也与之俱危。朱由校非常恼怒：严谕不许渎扰，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悖谬不伦，好生狂妄，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外任用。刑部右侍郎邹元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南京吏部尚书孙玮，太常寺卿白瑜，言官姜习孔、李希孔、薛凤翔、李养志等，都请求宽恕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毫无效果。
此次事件以客氏的完胜终结，以无声的事实向人们显示，她在皇帝心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后再难撼动。从此魏忠贤与客氏联手，把持内廷，浊乱朝政，史家如此描述二人的默契配合：“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客氏亦悦之。客氏即后封奉圣夫人者，时偕相佐，寝食在侧……熹宗登大宝，加封近御诸人，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珰。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矣。”
客氏原先住在乾清宫西二所，天启元年，皇帝大婚后，她移住隆德殿西南的咸安宫。每天黎明从咸安宫赶到乾清宫暖阁，在朱由校身边侍候，直到午夜，才回咸安宫休息。她的侍候是全方位的，尤其是一日三餐，都由她亲自操办，宫中闻名的“老太家膳”，多年如此，无怪乎她一走朱由校就不思饮食。关于这一点，刘若愚的一段文字颇堪回味：“祖制，于乾（清宫）东设房五所，乾（清宫）西设房五所，系有名封大宫婢所住。泰昌元年冬，客氏迁乾西二所，先帝亲临为之移居，升座宴饮，钟鼓司房丘印等扮戏承应。司礼监卢受、邹义安居，而王安、王体乾、沈荫、宋晋随侍。另设吃膳之处于所内侧室。客氏自此在宫中乘小轿，派内官近侍抬走，俨如先朝妃嫔之体，止缺一青纱伞盖，而茵褥精美为最胜焉。天启元年以后，改住咸安宫，各衙门答应钱粮，比御前更吃紧。夏则大凉棚冰无算，冬则大地坑炭无量也。其骄奢僭逾，真日异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必临幸升座，欢宴赏赐无限，即中宫及皇贵妃等千秋，迥不及也。每日先帝所进之膳，皆客氏下内官造办，名曰老太家膳，圣意颇甘之。正经司礼监掌印、掌东厂、秉笔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办膳酒，只为具文备赏用而已。”俗话说，女人如欲俘获一个男人，必先俘获他的胃，朱由校从小到大，都吃客氏的“老太家膳”，甘之如饴，当了皇帝以后，按照祖宗旧制，膳食由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等轮流造办，但是朱由校根本不尝一口，专门用来赏赐官员。
在朱由校的心目中，客氏的“老太家膳”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也无与伦比。在宫中行动，乘坐太监扛抬的小轿，侍从前呼后拥，俨然“圣主八母之一”的待遇。每逢她的生日（十一月十九日）朱由校必定亲自前往祝贺，升座劝酒，场面之隆重，超过皇后、皇贵妃生日（千秋节）。按照祖宗旧制，凡是皇帝生日万寿节，以及皇后、皇贵妃的千秋节，所有内执事宫人，太监王体乾等，以及山陵等处内官，各有赏例，每人一两以上。十月初六日是皇后生日，朱由校却自顾自前往内教场围猎，以刺杀狼、獐、狐、兔为乐。张皇后闷闷不乐，不肯庆祝生日，赏赐也不合旧制。所以刘若愚说：“盖遇千秋之日，总不似客氏十一月十九日生日，即先行宴乐，赏赐喧阗，将二十日也。”
客氏在紫禁城有住所咸安宫，在宫外还有豪华的私宅，每年都要回归私宅三四次。每当她五更时分出宫，皇帝必传特旨，清尘除道，内侍都蟒袍玉带步行排队，客氏乘坐锦玉辇，随从宫婢数百人在前面提着香炉，点燃沉香、龙涎香，烟雾氤氲缭绕。一路上纱灯、角灯、红蜡、黄炬、亮子成百上千，把昏黄的街道照耀得如同白昼，回避肃静的呼声，由远及近，可与皇帝出行相比拟。刘若愚亲眼目睹，记录得栩栩如生：“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往私宅去云云。至日五更，钦遣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忠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阁数十员，穿红圆领，束玉带，在客氏前摆列队步行。客氏自咸安宫盛服靓妆，乘小轿由嘉德（门）、和顺（门）、德祐（门），经月华门至乾清宫门西一室，亦不下轿，而径坐至西下马门……管库近侍、把牌硬弓人等，各穿红蟒衣窄袖，在前后摆导，围随者数百人。司礼监该班监官、典簿、掌司人数等文书房官，咸跪叩道旁，得客氏目视或颔之，则荣甚矣。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笼、黄蜡巨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枝，轿前提炉数对，燃烧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人抬走。呼殿之声，侍从之盛，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日，衣服鲜丽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从来不曾见也……客氏在宅，升厅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头，‘老祖太太千岁’之声，殷然震天。”这种排场岂是乳媪所应有，“老祖太太千岁”岂是乳媪所应有！俨然一副“圣主八母之一”的架势。
这毫无疑问是僭越。然而还有比僭越更甚的事情，客氏勾结魏忠贤，暗害先后怀孕的皇后嫔妃。懿安皇后张氏常常训诫客氏，客氏忌恨在心。天启三年张皇后怀孕，客氏和魏忠贤把她身边的宫女全部调走，换上少不更事的新手。一日张皇后腰痛，宫女按摇过度，导致张皇后流产，皇帝的嫡长子就此夭折。裕妃张氏怀孕，客氏和魏忠贤恚其异己，在皇帝面前竭力诋毁，矫旨把裕妃身边的宫女内侍全部驱逐，断绝水火，将裕妃独自封闭在宫墙之内，几天之后，气绝于宫门外。看守宫女奏明皇帝，朱由校竟然将裕妃的封号革去，以宫女死亡事例焚化。容妃范氏进封皇贵妃，后失宠。成妃李氏在侍寝时为范氏乞怜，客氏、魏忠贤侦知，矫旨将她革去封号，绝其饮食。幸亏成妃鉴于裕妃先例，暗藏食物，不至于饿死。后来客氏、魏忠贤怒气稍解，将她以宫女身份贬往乾清宫西所，仅得幸存。刘若愚感叹道：“此外，冯贵人等或绝食勒死，或乘其微疾暗害之。总因偶有违言，误触客魏所忌，而置之死地。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谁秉内政，而忍令至此？呜呼痛哉！”这个客氏岂止是“圣主八母之一”，岂止是“老祖太太千岁”，简直成了后宫的霸主。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第九条罪状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都是他与客氏联手造成的。
二 正与邪的较量
1．魏忠贤的阉党
朱由校的纵容，造就了客氏的僭妄殊宠，也造就了魏忠贤的飞扬跋扈，一个称为“老祖太太千岁”，一个则称为“老爷千岁千千岁”。大字不识的文盲竟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在明朝不说绝无也是仅有，不过区区五个而已，即隆庆时的孟冲，万历时的张明，天启时的魏忠贤、孙进、王朝辅五人，唯独魏忠贤权力最大。每日通政司送奏章到宫中文书房，由文书房太监拆开阅读，书写摘要。然后送进乾清宫，交付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分投互看。凡有紧要处，夹进一寸许白纸条，并用指甲掐一重痕，请示魏忠贤。由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三人轮流朗诵，王体乾在一旁讲解，魏忠贤听毕，商量处理意见。待到皇帝批阅奏疏时，先由王体乾把处理意见向皇帝报告。魏忠贤不识字，却颇有记性，在一旁插话赞扬、附和、植党、徇私之类，或者危言冷语挑激圣怒。朱由校不过亲笔朱批几本而已，大多数由王体乾等依照魏忠贤旨意代批，所以人们称之为“矫诏”或“矫旨”。
客氏的生日的排场超过后妃，魏忠贤的生日也非同一般。刘若愚说：“逆贤生于戊辰年正月三十日，自元宵节后，送寿者祝延做法事，佥事者每早乾清宫西丹墀几满。将至正日，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老爷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
魏忠贤在宫外也有豪华私宅，在客氏私宅附近。客氏私宅在正义街过西蓆市街北，魏忠贤私宅在街南斜对门不远。这两人“满拟后来得请林下，受享富贵，齐眉到老”。
凡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非奉公事不敢出宫。天启元年、二年，魏忠贤虽外出，还不敢太远。天启四年以后，有外廷暗助，羽翼已成，宫内又有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把持，逐渐远至涿州等地，无非假公济私，巧立名色，炫耀权势。“凡外出之日，先期十数日广治储侍于停旅之所，赉带赏赐银钱，沿途络绎不绝。小民户外设香案，插杨柳枝野花，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障天而声动地，有狂奔死者，有挤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马雇赁殆尽，凡达官戏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赶马抬扛之人，其数不止数万。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数千百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这样的架势，岂止是“老爷千岁千千岁”，直追万岁爷，勃勃野心恣意显露，无所顾忌。何以如此嚣张？因为他有一个强大无比的阉党。
《明史·魏忠贤传》写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人数众多，仅从上述文字看，就有太监三十余人，外廷官员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加起来有七十人。他们并非等闲之辈，从内廷到外廷，从中央到地方，大权在握，统统拜倒在魏忠贤脚下，所以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但是这个名单有重大疏漏，仅与《明史·宦官传》比对，太监中就漏掉了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刘若愚。再与《明史·阉党传》比对，除了五虎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十狗中的周应秋、曹钦程，还有内阁辅臣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来宗道、杨景辰，其他还有刘志选、梁梦环、石三畏、王绍徽、霍维华、徐大化、阎鸣泰、贾继春、李鲁生、杨维垣、邵辅忠、徐兆魁、刘诏、孙杰、卢承钦等。
还是才子张岱目光犀利，在《石匮书》中专辟一卷“逆党列传”，在二百五十二人之中选取五分之一。他说：“使东林而尽君子也，则魏党真不胜诛矣。余见新朝官籍强半皆东林表表之人，而逆党中之蒙面事仇者，凡屈指可尽也。日蚀中天，狐狸昼啸，人之足以锢党，而党至不足以锢人，盖已明矣。余叙别魏党一传，凡二百五十二人，今仅存其五分之一，盖谓事仇之罪浮于逆党，贤者既已如此，不肖者何足深责哉！”
张岱在逆党列传卷首的“总论”，强调逆党中人也应区别对待：“魏忠贤一手障天，以泰山压卵之势，逆之者辄糜。人当其时，一由正道则死辱随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者乎！”又说：“余谓人至不幸生而为此时之人，不可概责其入党，但当于入党之中，取而分别其甚与不甚。如虎彪之以杀人媚人，赞道之以并尊耦帝，刘志选之欲动摇中宫，徐大化之欲兴起大狱，颂美者惟恐其不为天子，祠祝者妄拟其即是圣人。则是同一入党之人，而党之中又有此数等之人，则尤可痛恨者也。”
他为“尤可痛恨者”开列了名单附上了小传，为首的当然是“五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兼河道总督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锦衣卫掌堂指挥使田尔耕、镇抚司理刑千户许显纯、镇抚司贴堂千户崔应元、镇抚司理刑千户孙云鹤、镇抚司理刑千户杨寰。
其次是“动摇中宫”的顺天府丞刘志选、太仆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梁梦环；“倾心赞导”的有：工部尚书徐大化、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工部尚书孙杰、太常寺少卿陈尔翼、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兵部尚书霍维华、太仆寺少卿李蕃、工部尚书邵辅忠、浙江道御史张讷、兵部左侍郎郭巩、刑部尚书徐兆魁、侍讲孙之獬、刑部尚书薛贞。
再次是“颂美”：吏部尚书周应秋、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登莱巡抚副都御史孙国祯、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冯嘉会、太仆寺少卿安伸、户部左侍郎张我续、太仆寺少卿刘徽、兵部左侍郎秦士文、漕运总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尚友、四川参政郭士望。“建祠”：兵部尚书阎鸣泰、兵部左侍郎刘诏、巡抚浙江都御史潘汝祯、巡抚延绥都御史朱童蒙、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鹭、户部尚书李精白、南京户部尚书张朴、锦衣卫指挥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
最后是“反覆”：太仆寺少卿杨维垣、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贾继春。“另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冯铨、少师建极殿大学士魏广微、少傅文渊阁大学士顾秉谦、光禄寺卿阮大铖。张岱在“另传”名单之后评论道：“既为党人，而传又列于党人之外者，以其恶不止于党人也；传在党外，而名又列于党人之中者，以其恶不离于党人也。魏广微、顾秉谦庸庸固无足数；冯铨欲掀翻逆案，而投诚闯贼；阮大铖欲报复东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败涂地，则是明天下之亡，犹亡于魏党也，魏党之祸岂不烈哉！”
毫无疑问上述人员都是魏忠贤阉党的骨干分子，既然叫做阉党，姓“阉”，他的核心人物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他们架空皇帝，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掌控朝廷，才会有那么多官员俯首帖耳，亦步亦趋。请看魏忠贤的太监班子：
王体乾，顺天府昌平州人，万历六年选入皇城，在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名下读书正途。万历二十八年升入文书房。泰昌元年八月，用重贿买通李选侍的亲信太监李进忠（魏忠贤进宫时曾用李进忠名，为了区别，改为魏进忠），升任典玺局掌印太监，以后又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马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李选侍移宫前，与李进忠一起参与盗宝勾当，王体乾建议魏忠贤杀掉李进忠灭口，又与客魏合谋除掉王安。在客魏的支持下，他得以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处处听命于地位比他低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魏忠贤。刘若愚说：“客氏惮（王）安刚直，喜（王）体乾软媚，遂矫旨准（王）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王）体乾掌之。复升诸栋等为帮手，屡有中旨巧留客氏，与逆贤比暱为奸。又外结沈为谋主，逐大臣王纪、满朝荐、刘一燝等，杀内臣王安、王国臣（魏朝）等，心粗胆大，渐及妃嫔，皆（王）体乾力也。”
李永贞顺天府通州人，五岁时阉割，十九岁（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旋即升任坤宁宫近侍太监。因故关押多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释放，恢复原职——坤宁宫近侍，始于魏忠贤结识。天启元年，魏忠贤与王体乾串通，特升史宾、诸栋、梁栋、张文元、裴伸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成为诸栋的幕僚，遂与魏忠贤心腹掌班刘荣结拜，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经过刘荣推荐，成为魏忠贤的幕僚，升任文书房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精书法，善弈棋，能诗文，颇受魏忠贤器重。《明史·李永贞传》说：“（李永贞）与（王）体乾、（涂）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天鉴”“同志”）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
石元雅，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在兵仗局担任“写字”。此人虽然担任“写字”工作，却不喜欢读书，爱好射箭、打猎，与魏忠贤臭味相投。泰昌元年十一月，经魏忠贤推荐，进入司礼监文书房，升任秉笔太监，兼任针工局掌印太监、南海子提督。他延请许秉彝为“掌家”，通过许秉彝，替崔呈秀与魏忠贤“通线索”，每次见魏忠贤，即屏退左右，密语移时方出。
涂文辅，保定府安肃县人，中年自宫，姿容尔雅，有心计，喜好射箭弹琴，此人有文化，善于书算，被客氏看中，成为她的儿子侯国兴的家庭教师。天启元年选入皇城，天启四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马监掌印太监、总督四卫营、太仓银库、节慎库，成为客魏的财务总监。照例太仓银库归户部管，节慎库归工部管，涂文辅打着皇帝的旗号，凭借客魏的气焰，凌驾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之上，他的办事处号称“户工总部”。刘若愚如此描写他的嚣张气焰：“太仓银库户部事也，节慎库工部事也，（涂）文辅并总督之。藉先帝宠灵，客魏逆焰，诣两部到任，勒司官行属礼。坐八人明轿，使甘蔗大棍，舒徐容与，扬扬长安道上。其呼殿者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清细而长，仿佛圣驾清御警跸之报，内官外官无不下马回避。又强买戚臣李承恩宅，大创廨宇，其署额曰‘户工总部’。”
此外还有李朝钦、梁栋、孙进、王朝辅、纪用、葛九思、徐应元、赵进教、王国泰、马谦，尤以李朝钦最受魏忠贤信任。
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日常事务交给李朝钦处理。凡是各地东厂特务报来的事件，先送到位于东混堂司南面的东厂内署，内署衙门高悬“朝廷腹心”匾额，李朝钦作为魏忠贤的腹心在这里处理公文，交给司房人员删改润色，密封后，加盖“东厂密封”印章，送交魏忠贤发落。东厂的特务遍布各个角落，信息灵通，令人防不胜防，弥漫着恐怖窒息的气氛。正如当时人所说：“威福日盛，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间无敢偶语者。驿使停骖，即卧榻间无敢提一‘魏’字。身在京华，童仆往来，无敢带一家书者。去国诸臣，典衣觅骑，萧条狼狈，全无士气。而一经削夺，门无敢谒，郊无敢饯者，虽师生戚友之谊，亦荡然扫绝。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嘿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
这是什么氛围？人们何以如此反常？一言以蔽之，阉党专政是也。
2．邹元标、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
有明一代，继承宋元以来书院讲学的传统，万历初年张居正柄政，取缔书院，他死后，书院陆续恢复，徽州、江右、关中、无锡遥相呼应，又以无锡的东林书院最为著名。北京是首善之地，却没有讲学的书院，嘉靖年间罗洪先、徐阶与在京名儒，大多借用寺庙举行讲会，引为一大憾事。天启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有感于此，得到同僚的支持，在宣武门内东城墙下构建书院一所。邹、冯两先生退朝公余时间，不通宾客，不赴宴会，专心致志在书院讲学。有志于学术的缙绅先生，环而静听，间或提问讨论，无不畅所欲言。首善书院声誉鹊起，影响非常之大：“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
内阁首辅叶向高应邀撰写《首善书院记》，肯定在京师建立书院的创举，他说：自从白鹿洞书院以来，蔚然成风，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而京师独缺，这种状况持续二百年之久，现在得以改变，首善之地非其他通都大邑可得而比也。他对邹、冯二位学者型官僚的学问推崇备至：“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其境地所诣，似若并禅机元旨而包括于胸中。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其识力所超，又若举柱下竺乾而悉驱于教外。要之，于规矩准绳、伦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逾越，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径庭。”他看得很准，邹、冯二人并不空谈性命，而是躬行实践，所以才会有“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的结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院一旦名声大噪之后，便会带来麻烦，被卷进政治风波，东林书院是如此，首善书院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对首善书院的攻讦，是诽谤东林书院的延伸。鼓噪得最厉害的是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此人日后成为阉党骨干分子，对于邹元标再度出山，担任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举荐东林人士，极为不满。在奏疏中特别点出东林二字：“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以发明圣贤蕴奥，开启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余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
正与邪的较量，日趋短兵相接，太仆寺少卿满朝荐的奏疏，一再反问：“祖宗朝有此颠倒乎”？矛头直指魏忠贤为首的邪恶势力：
——世有大奸，巧饰謏辞，暗倾善类，点痈借援，隳治而为乱，亦千古一辙也……周嘉谟、刘一燝顾命倚重之大老，以抅谗去；孙慎行守礼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诎；王纪执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革职。祖宗朝有是颠倒乎？
——二建言耳，倪思辉、朱钦相等之削籍，已重为钳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扬等之拂衣，又中一网打尽之计。祖宗朝有是颠倒乎？
——阁臣职掌调燮票拟，主持清议，况今剥伏关头，政宜谋断共矢，从前救正不为不多，何至今日见有忌才坏法之疏，不公斥之，轻则两可其说，重则径行其言矣；见有殛奸匡国之疏，不公持之，轻则姑不究，重则递加罚矣。祖宗朝岂有是颠倒乎？
——凡此种种颠倒，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当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刚愎者泼纵而播弄机锋，柔险者委蛇而固护营垒，狙狯者观望而密探声息，浮游者虚拥而弁视蓬芦。
咄咄逼人的声讨，引来的结果是，奉圣旨落职为民。
钳制舆论是魏忠贤的一贯伎俩，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捣毁全国所有书院，攻击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朱童蒙充当了急先锋，打着忠于职守的幌子，宣称：“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大公之世偶生门户，则衅孽必作；职业之外分用身心，则责任不专。”
邹元标还是先前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想当年他敢于冒着廷杖致死的风险上疏弹劾张居正，如今区区朱童蒙的恫吓根本不在话下，当即写了长篇奏疏，反驳朱童蒙的谬论。他说，本月初四日也接到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的奏疏，为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起门户之渐，与臣等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东林为戒云云，驳斥道：“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闻道始知本分内事，不闻道则所谓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与否也。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学则其道无由。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讲习讨论者，惟是销反侧以归正直，会有极以归皇极。若分门别户，则名教所不载也。”既然朱童蒙提到了东林，他当然要为东林讲几句公道话：“东林诸臣有文有行，九原以往，惟是在昔朝贵自岐意见，一倡众和，几付清流。”
他回忆起当年遭到贬谪的流放生涯，学问对于自己何等之重要：“臣志学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举孝廉，从诸长者一登讲堂，此心戚戚。既谢计偕，独处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栖迟田亩，又三十余年，赖有此学，死生患难，未尝陨志。”
由此，他讥讽不学无术的朱童蒙之流，“自训诂帖括外，别无功课；自青紫荣名外，别无意趣。恶闻讲学者，实繁有徒。盖不知不闻道即位极人臣，勋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事虚生，死是虚死。朽骨青山，黄鸟数声，不知天与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发至老，不敢退堕自甘者也。”
邹元标分析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皇帝只得打圆场：“朱童蒙疏亦有旨了，卿积学真修，方自表率，不必介意。”
冯从吾也上疏回击朱童蒙，论述讲学无罪——“窃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惟持有此理学之一脉，亦惟持有此讲学之一事。讲学创自孔子，而盛于孟子……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传。然中兴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竞，以禁讲之故，非以讲之故也。”他诘问朱童蒙之流：“臣之望其君以讲学，而自己不讲，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开讲，问讲官曰：诸臣望朕以讲学，不知诸臣亦讲学否？不知讲官何以置对。倘皇上一日御朝闻诸臣，讲学亦有定所否？不知诸臣又何以置对？”他堂堂正正声明：今臣等创建书院于此，岂为名，岂为利，岂为官爵，岂为一身宴游之地，岂为子孙世守之业！原为两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师为天子之都，为首善之地，反无书院，非所以壮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对于朱童蒙的无端攻击，他感慨系之，请求皇上罢官，使庙堂之上省一番议论。
冯从吾讲得有理有据，滴水不漏，皇帝不得不回应：“朕留心学问，岂禁臣下讲学，且仕学相资，何可偏废？”
表面上看皇帝并没有偏袒朱童蒙，但邹元标、冯从吾感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给事中郭允厚力挺朱童蒙，诋毁都察院的一二把手，唯恐在明年的考察中遭到报复，非得把他们二人赶下台不可。这一点连内阁首辅叶向高也看出来了：“无奈人情多端，过生猜疑，必逐去邹元标而后快也。”为了政局安定，他在十月初八日的奏疏中指出，如果邹元标、朱童蒙等人辞官而去，谁来主持即将到来的京察大典？他说：“但恐人心不同，烦嚣易起，若不稍为剖明，必将有非二臣者，又将有非非二臣者，纷纭排击，无有纪极。昨日有伪作铨臣之疏，欲毁书院者，世情险怪一至于此。今台臣冯从吾又求去矣，铨臣张问达亦苦苦言，（邹）元标行当即继之去矣。察典几何时？而在事诸臣势将一空，谁为皇上了此事者？”在他心目中，邹元标这样的正人君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职掌都察院的最佳人选：“邹元标在皇祖朝，直声振于朝野，三尺童子无不知其为忠臣。淹伏数十载，海内共惜，皇上拔之田间，任以九列，足称清朝盛举。臣素不习元标，近与周旋，见其恳恳爱人之念、浑浑赤子之心，绝无分毫负气笼罩矫饰之态，心甚慕之。”因此，他反对朱童蒙、郭允厚逐去邹元标的图谋：“若逐去元标，则其他之讲学气节如邹元标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为不平，纷争又将不了，门户之祸必与国家相终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乱，又何暇问封疆之事哉！”他也反对朱童蒙、郭允厚谎称“宋室祸败由于讲学”，反驳道：“宋方盛时，正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比及南宋，王淮、韩侂胄、陈贾辈始立伪学题目，抅陷朱熹诸贤，而宋祚遂终。”又掷地有声地反问：“如以讲学为结党，则世之结党者岂尽讲学之人？苟欲结党，何待讲学？”
这一番话由三朝元老叶向高讲出来，不仅令朱童蒙、郭允厚之流理屈词穷，也令幕后的魏忠贤哑口无言，发出温和的圣旨：“大臣真品实学，自能维扶世风。言官意见参差，不妨互相质证，但不得参以岐念，迹涉猜防。卿虚衷持衡，剖陈剀切，足定国是，以正人心。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这所奏朕知道了。”
话讲得很漂亮，“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云云，不过是一个幌子。步朱童蒙、郭允厚的后尘，言官郭兴治变本加厉地诽谤邹元标。朱童蒙则抓住叶向高撰写《首善书院记》，暗指他是邹、冯的后台。叶向高愤然上疏，请求辞职。在奏疏中，他讲明了两个观点。其一是，朱童蒙攻击邹元标讲学，郭允厚诽谤邹元标的人品，郭兴治进而称邹元标为“贼”，叶向高感叹道：“三人之意同，而其说则已三变，其攻（邹）元标可谓不遗余力矣。”其二是，朱童蒙引用张居正禁毁书院之事，影射叶向高违背祖宗朝旧制。他据理驳斥：“禁讲学，毁书院，沙汰生员，此乃张居正所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议，背成宪，失人心，正为此事。（朱）童蒙奈何引之？臣为书院记文，固云世必有执江陵（张居正）之见以诮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屡奉内传数语为臣之险毒”，不如一走了之。这是他第十四个辞职奏疏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同意辞职：“卿以元老主持国是，且忧心世道，保护善类，自大臣事，小臣臆窥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阽危，兵食单匮，正赖卿延纳群策，入告远猷，用副朕军国倚重至意，慎勿再陈。”
邹元标、冯从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后罢官而去。邹元标在临别之际，还不忘提醒皇上千万不要开启门户之争：“近时臣工或以门户自相猜疑，此从身名上起念。臣与冢卿（吏部尚书）张问达相处年余，陛下试问张问达，臣曾说门户中一人乎？盖臣实见天地间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伤残，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职事而已耳。又实见得人之禀气各有偏全，人之识见各有高下。从德性用事者，反求诸身，不作异闻见，不作人我想；从情义用事者，但求诸人，东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转。曾不思前数年，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犹不务行所知，以不负所学，能耶？”这并非杞人忧天，后来的事实表明，门户之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
由于朱童蒙公然扬言“以东林为戒，而不复讲学”，高攀龙作为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挺身为东林辩诬：“黄门（朱童蒙）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数年来，职每自诧理义人心同然，何以言理义者辄目为朋党，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为党也。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东林何幸，而合天下之众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车，皆非实事也。即如郭明龙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黄门（朱童蒙）谓与顾宪成开讲东林。即此而观，他可例推。无亦黄门（朱童蒙）师生姻娅之间，涵濡浸灌之久，于时局之说不自觉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来，门户去于人口，依然还作当年口吻耶！”这一席话，一气呵成，痛快淋漓，把朱童蒙信口雌黄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和高攀龙这样的名师大儒相比，朱童蒙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他哪里会懂得高攀龙所说的道理：“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祸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故党类之党不能无，是群分之品也；偏党之党不可有，是乱亡之本也。知党类之不能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党之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专尤人，则无不可融异为同，化小为大。”
遗憾的是，以后形势的发展和高攀龙愿望相反，朋党之祸愈演愈烈，阉党排挤正人君子，打击异己分子，不分青红皂白扣上“东林”帽子，于是乎就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的出笼。由是观之，首善书院事件不过是一个前哨战而已。
3．“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文震孟、郑鄤的忿激之论
邹元标、冯从吾的罢官，激起正直人士的公愤，对皇帝和朝廷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人们希望年轻的皇帝亲操政柄，重振朝纲。两名新科进士文震孟、郑鄤，初登官场，没有包袱，直言无忌地表达了压抑于许多人心中的呼声。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苏州吴县人，著名学者文徵明之曾孙，国子监博士文彭之孙，卫辉府同知文元发之子，颇有家学渊源，尤于《春秋》经学颇有造诣。邹漪说：“世以道德文雅冠冕海内，十五出应童子试，名噪一时。年二十一，举甲午贤书，束躬砥操，日手一编咿唔，绝迹城市，尤严竿牍之戒。居父丧，哀毁几于灭性，营竺坞新阡以葬父，即倚墓结庐而居，一时有真孝廉之目。时海内名贤若吉水邹忠介（元标）、关中冯恭定（从吾）、高邑赵忠毅（南星），皆以麟凤在野。”主盟东南文坛的顾宪成、高攀龙对他敬仰备至，远近清流不远千里前往请教。但是从万历二十二年参加进士考试，九次失利，直到三十年后的天启二年才进士及第，又以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胪传之日，儿童妇女皆知其名，指目为忠孝状元”。
这时的文震孟已经年近五十，不再年轻，好不容易到来的功名，理应倍加珍惜。但是他毕竟是文徵明、文彭的后代，熟读儒家经典，以治国平天下为终身抱负，对于朝廷不像朝廷，官僚不像官僚，深恶痛绝，尤其是亲眼目睹邹元标、冯从吾两位正人君子的离去，义愤填膺，贸然上疏，从“国步綦艰”到“杜乱源”，侃侃而谈。关于他上疏时的心态，邹漪的刻画是到位的：“先是，光宗以神庙遗诏，召久废诸臣于田间，故熹庙初元新政，众正盈朝，天下想见太平。而公（文震孟）又以宿学登上第，物望倾注，其忠宪诸贤侃侃发舒，凡貂珰戚畹力谢往还。既而外廷有借逆珰以指鹿（为马）始祸者，因禁讲学兴党议，邹忠介、冯恭定两公以次窜逐，公上疏请讲学勤政。”
状元所写的文章，人们总是很感兴趣，不妨看看文状元的这篇奏疏：
——乃今日之势岂惟厝火，几于燎原矣……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尝胆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饰虚文，即皇上具为尧为舜之资，亦毫无启心沃心之助，将使祖宗金瓯无缺之宇宙，日销月削，势将瓦解，东支西溃，又同河决。
——今日非皇上独奋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发舒忠义之气，天下事固未知所终也……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则皇上之聪明何由开畅？
——职意祖宗之制，倡六科，则六科必当以次白事；倡西台（御史），则西台必当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则某部之正卿亚卿又必当以此白事。职纠弹者纠弹，职条奏者条奏，剖析机宜，献替可否。皇上凭而听焉，与辅弼大臣面商而裁决焉，雷厉风行，断不逾顷。不惟圣智日以明习练达，即在廷诸臣亦且可以徵其气节，可以试其仓卒。当事者精思于职守之内，而无有轶志事外者。
——职闻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无不咨询，无不洞达。故虽深居九重，而情形毕照。怀奸挟术，既无窦可以自藏；左右近习，亦无缘可以蒙蔽。若仅尊严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灵，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众亦怠而欲休。
——皇上之神情既与群臣不相浃洽，则皇上之灵爽必与天下不相昭融，及退入内廷，而耳目所触发，德性所薫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颊。夫大君临照之体段，帝王宏远之规模，又岂若辈之所能解……而失机之成案，更来众喙之纷纭，恣罗织者既引绳而批根，护善类者复因枝而惜叶，国宪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
——乃近日中朝举动则更有可异者，空人国以庇私党，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用鉴，亦未有以明告诫我皇上者耳。去者为荣，则仕者不贵。夫天子之所以励世作人者，惟此爵禄名号，而致使策蹇快于驰驿，角巾尊于冠冕，此岂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文震孟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现在的上朝徒具形式，鸿胪寺官员当司仪，大臣们按照口令跪拜起立，按照固定的程式排演，没有君臣之间的对话交流商议，所以他说“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既然皇帝与外廷大臣缺乏融洽交流，势必至于在内廷听从太监的耳濡目染，于是乎出现“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的一些列怪现象，国法刑章荡然无存。皇帝钦定的头名状元，矛头直指魏忠贤和他的阉党，不可等闲视之。魏忠贤利用职权，把奏疏扣压下来，不报告皇帝；乘皇上看戏时，他突然呈上这份奏疏，断章取义地摘取“傀儡登场”一句，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不杀无以示天下。皇帝点头表示同意。次日，皇帝讲筵完毕，魏忠贤假传圣旨：廷杖文震孟八十！当天首辅叶向高请假，在场的次辅韩爌、礼部尚书盛以弘等极力申救，才免于杖责。
魏忠贤所忌恨的是文状元所说，帝王宏远之规模，岂是太监之流（即所谓“中涓常侍辈”）所能理解，又不能就此发作。便歪曲原意，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显然文状元的原意并非如此，他是说上朝的大臣像傀儡。请看原文：“鸿胪寺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像傀儡登场的是跪拜起立的大臣，而不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和他同时进士及第，比他小二十岁的郑鄤，以少年新进的锐气为文震孟鸣不平。郑鄤，字谦止，号埊阳，常州武进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其父郑振先，万历三十六年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创开以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有其父必有其子，郑鄤的奏疏写得一如乃父风格，尖锐泼辣，无所顾忌。
——顷见修撰文震孟一疏，私庆有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佑圣明，必将逖思深悟，立见施行矣。乃候之浃旬，未蒙报可，臣初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宫府间之腠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则君与臣相知，君与臣相知则大臣不得以揽权，小臣不得以营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阁寝，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书不报者，是留中之渐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此不可不深长思也。今若经御览而留中，则非止辇转圜之义；若不经御览而留中，必伏戎援奥之奸。
——本朝此弊惟武庙与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庙时盖因权珰之炀灶，在神祖时则系奸辅之藉丛。臣稽史册中凡召乱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见之，曰内降也，留中也。内降之屡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而留中之一线，用以阴淆圣虑，其径窦使人疑。清明之朝，岂宜有此！
郑鄤的奏疏并没有点名，通篇都在影射魏忠贤，“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内降之屡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以及“权珰之炀灶”云云，无不直指魏忠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日颁下圣旨（当然是矫旨）把文震孟与郑鄤一并处罚：“朝仪大典，累朝成规，如何辄肆轻亵，比拟傀儡，藐视廷臣如戏。文震孟好生可恶，郑鄤这厮党护同乡，窥探上意，本当重处，念朕首科取士，新进书生不知大体，姑从轻，俱降二级调外任。”
文震孟、郑鄤出于公心，希望皇帝重整朝纲，不要大权旁落，竟然遭到降级的处罚，一些官员纷纷上疏申救。内阁首辅叶向高也写了洋洋洒洒的奏疏，向皇帝求情：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因上疏触忤，致蒙降谪，举朝臣工无不惋惜，臣与同官冒昧申救，尚未足动天听，欲再申一言。
——窃观（文）震孟所言讲学勤政，此皆皇上所极留心，其所以干圣怒，只在朝仪一节。此乃祖宗朝相沿旧规，非创自今日。（文）震孟书生也，但见史册所载，前代帝王无不与臣下面议政事，臣下有所献纳，无不面奏，即在二祖时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分虽存，君臣之情未畅，故不胜款款之愚而欲效之。此书生泥古之过，非有他也。
——震孟夙负时名，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胪传之日，举朝相庆，以为得人，四海闻之，莫不称快。乃以单词片语遽罹谪逐，非但无以彰圣主纳谏之明，而于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己，即思报答，苟有所知之人，亦无不欲爱护而保全之。震孟受皇上千载殊异之知，当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谩之心，即非人类。皇上既拔擢震孟，称知人之哲矣，曾未数月，而遽摧折之，亦岂圣心之所安乎。
——若郑鄤所言，盖因震孟疏留中，为之申请。且鉴于向时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书生之见。好名则有之，非敢党护于震孟也……郑鄤亦三吴之名士也，今与震孟同去，殊为可惜。
——窃窥圣心，或以词臣言事非其职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观国朝词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罗伦、罗洪先皆以状元坐此谪官，至今称不愧科名者以二臣为第一，而惜当时处分之太过。今震孟等之被谴，于名得矣，而使他日复以惜二臣者惜震孟等，得无为圣德之累乎？
句句为朝政考虑，处处替皇帝着想，但是皇帝拒不接受。关键是魏忠贤在作祟，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向他挑战的官员，何况是扬言“傀儡登场”“窃弄之机”的新科进士。现在票拟谕旨的程序已经完全破坏，照例文震孟、郑鄤的奏疏如何处理，应该有内阁首辅票拟意见，经皇帝审定后作为圣旨发出。如今票拟职权已经由内阁转移到司礼监，皇帝圣旨自然体现了魏忠贤的意志：“览卿奏进阁，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累朝所重，朕方作养人才，岂忍摧折！但书生不知忌讳，文震孟、郑鄤遵前旨行。卿还仰体朕意，不得再来申请。”
所谓“遵前旨行”，就是“俱降二级调外任”。文、郑两位不愧为三吴名士，宁折不弯，拒绝降调的圣旨，抛弃乌纱帽，愤然回到家乡。
4．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魏忠贤阉党势力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外廷权奸也有一个逐步投靠的过程。刘若愚回忆道：“逆贤既窃柄杀王安，遂升梁栋、史宾、裴伸、张文元为秉笔（太监）；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后矫旨杀之；摈退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满朝荐、钟羽正等，词臣文震孟等，建言刘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刘荣结交阁臣沈，导上以武，暗通线索，设立内操。差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往山海关送器械，实所以开内镇守之基也。”这一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魏忠贤与内阁辅臣沈暗通线索，在宫内设立内操，尝试掌控军权。
第一个投靠魏忠贤的内阁辅臣沈，字铭缜，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累官至南京礼部侍郎。《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素乏时誉”，除了善于阿谀谄媚，不遗余力排斥天主教，影响恶劣。万历四十四年作为南京礼部侍郎的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幌子，禁止天主教，造成轰动一时的南京教案，《明史》说“识者韪其言”。万历末年，他与内阁首辅方从哲因同乡关系而亲密，方从哲推荐沈、史继偕入阁。天启元年六月，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此人当年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在内书堂给宦官上课，做过魏忠贤的老师。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入阁后为了讨好魏忠贤，特意建议在宫内搞内操，在东阳、义乌、扬州、淮安等地招募勇士两百多名，送交魏忠贤搞内操。《明史》写道：“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沈）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沈）既至（意为入阁后），密结二人（指魏忠贤、刘朝），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沈）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沈）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
沈劣迹昭彰，引来言官惠世扬、周朝瑞弹劾，谴责他勾结太监刘朝搞内操。刑部尚书王纪揭露他的奸恶，可比宋朝的蔡京。沈反咬一口，诬陷王纪庇护熊廷弼，导致王纪革职为民。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沈不得不于天启二年七月致仕而去。
正与邪较量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天启三年，增补阁臣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加上排名靠前的五位：叶向高、韩爌、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四月致仕），内阁辅臣竟有九人之多。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的入阁，使得魏忠贤得以控制内阁机要部门的大权。《明史·阉党传》说：“（天启）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又说：“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另一方面，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监察工作大有起色。天启三年三月初十日，赵南星在申明都察院职责的奏疏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乐，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为也。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皇帝的批示是冠冕堂皇的：“上下狥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穷思乱，所关岂细！这所奏差满举劾、咨访考察等事，俱依议。卿以忠公举职，申明宪纪，表率振饬各官，遵承规例，察吏安民，人思尽职，有何嫌怨？仍着为令，开载宪纲，永远遵行。”
既然皇帝如此表明态度，官员们发起了新一轮舆论攻势。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方大仁弹劾给事中郭巩勾通魏忠贤，并揭发魏忠贤“甲第壮丽，葬地逾制”。
同年八月，顺天提学御史左光斗针对魏忠贤企图颠倒移宫案是非，进而排斥异己，上疏澄清事实，希望皇上召还文震孟、郑鄤等人。
左都御史赵南星鉴于官僚队伍的不良倾向：“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不过曰此我之同乡故旧，不能恝也；曰此权要之所托也，是能报复，不可动也”，主张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作用。
天启四年正月，福建道御史呈上题为“补救时事”的奏疏，指出今日天下有三大忧患：一是夷狄吭背之患，二是盗贼肘腋之患，三是小人腹心之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小人腹心之患：“试思冲主在上，垂帘尚不忍言，况权臣在朝，禅受是何题目？执绋之巡抚方恨玷我名山，媚灶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澜一倒，谁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渐兴，或势若负隅，巧通脉络；或谋成卷土，密布机关。虽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因此他希望皇上“出入起居必董于逸荒之戒，独正于群阴之上，常立于无过之途，志气如神，赏罚不乱”。这一席话，转弯抹角提及“垂帘”“禅受”“新妖”“伏莽”“群阴”，显然是在影射魏忠贤专权乱政。
同年三月，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议论“时事十失”，在列举“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等十项弊政之后，笔锋一转，含沙射影地指向魏忠贤与客氏：“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隐祸，惨于夷狄，异日有欲言不敢、欲闻不得者”。此处“阿保”影射乳媪客氏，“禁旅”影射在紫禁城内操练军队的太监魏忠贤。
正邪双方逐渐剑拔弩张，短兵相接。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的亲信刑科给事中傅櫆首先出招，扬言“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乞求皇上“立赐处分，以清隐忧”。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宪臣左光斗，貌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人亦视为聪明丈夫。然职久知其为匪类也，欲貌为君子而不能，欲不为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顾名简，遂反戈君子而忍为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他实在举不出什么例证，便以内阁中书汪文言“父事内监王安，内外交通”作为话柄，说：“光斗身在宪府，不能追论，而且引为腹心”。傅櫆还攻击刚刚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职忝谏垣，不行驱除，而且助其资斧。自是脉络潜通，机锋并露，相与招摇都市，揽泊升迁。甚至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君子亦以比匪为无伤”。他主张立即将左光斗、魏大中撤职，严刑究处汪文言。
这个傅櫆，口口声声说左光斗、魏大中是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其实恰恰是自己的写照。魏大中日后回忆道：天启四年四月十八日，予升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阉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傅）櫆既结继教（东厂理刑千户傅继教）为兄弟为内应，复伺归奄（魏忠贤）于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傅）櫆疏下，汪文言逮矣。”显然，傅櫆完全是秉承魏忠贤旨意行事的。谈迁对此颇为感慨：“仕路如阱，端人刚士择地而蹈，犹若凂焉，矧敢轻其身于磷缁杂沓之场哉……议者甚（傅）櫆之险，钳网始抅。”谈迁所说的“钳网始抅”四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事情的本质，一张钳制正人君子的禁网已经悄悄打开了。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首先出面反击，他说，傅櫆的奏疏题为“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但是一篇之中终不得其指归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原来傅櫆心虚，担心考察，先下手诬陷参与考察的官员，逐去邹维琏，不留程国祥，不欲魏大中到任，又害怕左光斗持清议，于是乎罗于一网。左光斗一针见血指出，小小的刑科给事中，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原来他有后台：“以科臣（傅櫆）之权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铨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许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尝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脉络，机锋长安，冷觑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将用邵辅忠陷毛士龙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八个字，后台是谁，昭然若揭。
还未履任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也上疏揭露傅櫆的险恶用心：“（傅）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挠不可党劫之臣。故冢臣锐意治平，求贤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邹维琏用之于铨，而（傅）櫆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国祥用之于铨，而（傅）櫆又自危；（左）光斗佥院，而（傅）櫆自危；臣忝吏垣，而（傅）櫆又自危。故（邹）维琏逐之，并（程）国祥逐之，且并铨臣吴羽文而逼之逐之。三驱之后，继以一网，疏攻（左）光斗并及臣……既诋君子为小人，必且饰一真小人之尤者号为君子，奉之坛坫之上，外有备，内有援，而（傅）櫆之招权纳贿始得之矣。”
由此可见，傅櫆并非孤军奋战，他“外有备，内有援”，而且并非仅仅针对左、魏，而是企图一网打尽。看到左、魏的反驳奏疏，正直官员义愤填膺，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相继上疏为左、魏诸臣剖白，揭露傅櫆的意图在于“逞私逐贤”，使得“举国将空”，瓦解“众正盈朝”的局面。傅櫆有恃无恐，再次上疏攻击左光斗、魏大中，力图把事态扩大化。
显然这一切都是魏忠贤在幕后操纵，新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洞若观火，无所畏惧地揪出这个幕后操纵者，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把正与邪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三 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
1．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杨涟在泰昌、天启之际的“拥立”“移宫”事件中，功勋卓著，却从暗处传来不少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他一气之下辞官而去，以明心迹。正直人士愤愤不平，希望皇上挽留有功之臣。皇帝为了平复舆论，对外宣布准许杨涟回乡疗养身体，病愈后再为朝廷效力。崇祯六年，郑鄤撰写《杨忠烈公文集序》时，仍然难以抑制愤懑之情：“小人之倾公（杨涟）者，其说有二：曰移宫，曰封疆。夫移宫以尊朝廷恩礼，以安选侍，皆公言也。执公之后一言，以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经略（熊廷弼）之败，公告君父有参疏，告朋友有恨书，直以楚人故罗之曰护熊可乎？盖小人之言此者借也，依违于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
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杨涟在家闲散的日子，丝毫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哉游哉，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朝廷政事。他的年谱写道：“居恒独处，每阅邸报，闻魏忠贤、刘朝恣横状，辄潸然泣下。恐负先帝恩，曰：‘吾得面圣，碎首陈先帝付托之重，誓诛此贼，以报知遇。’亲友如陈元朴、王思延辈常规之曰：‘今权在若辈，能诱之向正则可，空言徒起祸，无益耳。’公时亦深以其言为然。”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托付，他发誓要除掉魏忠贤这个恶贼。天启三年朝廷起用他为礼科都给事中，家人都有喜色，他对子女说：“今冲圣孑立，外有兵戎，内有逆竖，疆场、宫府皆我死所，忧且不暇，何喜之有？”念及母未终养，子女尚未婚嫁，悄悄向亲友嘱托后事，每每笑言：“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为也？”他是带着殉道赴死的心情进京赴任的。
天启四年，五十三岁的杨涟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再晋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对于他个人而言，可谓官运亨通，然而国运却十分堪忧。《年谱》写道：“魏忠贤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公（杨涟）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险邪。忠贤及其党啣之刺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
在此危急关头，杨涟连上两疏，矛头直指魏忠贤。第一份奏疏的主旨是“止内批屡降”，请求皇帝剥夺魏忠贤内降矫旨的权力，把生杀予夺大权归还皇帝，把票拟权归还内阁，人事权归还六部，是非权归还都察院、六科。他写道：
——东厂太监魏忠贤怙势作威，朋奸乱政四年于兹。先是，满朝大小臣工交章请剑，皇上不即震怒，贷以不死，且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为之杀屯郎万燝矣……数月以来，寂然静听，而忠贤亦稍自敛戢，阁中传宣渐稀。方幸其洗肠涤胃，改过自新。讵意包藏祸心，乘间报复，借覆山西巡抚一事，大发难端，降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矣，文选员外夏嘉遇矣；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并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救科臣许誉卿矣。数日之间，内降斜封层见叠出，问之阁臣，阁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阁臣犹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于众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贤，大胆如此极哉，彼不过托言圣怒云耳。
——奈何皇上不自为喜怒，以忠贤之喜怒为喜怒哉。忠贤又不自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为喜怒哉。从此丝纶不必设内阁，黜降不必设部曹，是非不必设台谏，止凭忠贤一手躬定大平。而附忠贤者不得志于清议，日借助于忠贤，日夜图谋，暗进百官之图，明注党人之籍……不问世间何者为善，但与我善者即是善人；不问世间何者为恶，但与我恶者即是恶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犹小臣，渐及大臣矣；始犹斥逐，渐及杀戮矣……只知恣一己之凶横，不顾剥宗社之元气。臣恐祖宗二百余年培养之人才，不堪忠贤一朝之芟刈；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不当忠贤一朝之断送也。
——从来小人误人家国，必先比附中官；中官专权乱政，必先驱逐言官，摈除大臣。驱除摈逐必先借径内批，借径内批必先挑激圣怒，挑激圣怒必曰朋谋结党。及天下公论不服，人主往往代为分过，曰亲裁，曰独揽，又援引前代之异事而同名者，以钳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辙。
杨涟的结论是：以票拟还内阁，以黜降还部曹，以是非还台谏，即贷忠贤以不死，严加戒谕，令其小心谨慎，保全恩宠，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显然留有余地，只要魏忠贤改过自新，便可贷以不死。虽然仁至义尽，却缺乏震慑力，皇帝与魏忠贤毫无反应，说了等于白说。忍无可忍，迫使杨涟使出杀手锏。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篇震惊天下的奏疏，酝酿多时。《年谱》写道：“公出山之日，即密缄一稿，欲起写，恒泣出声。家人惊问，则以思念先君为言……继而怀疏入朝，之易公等见稿乃夜半写物也，举家惶惶，佥骇祸迫。公曰：‘明知有祸无益，但骑虎将成，无使后世谓顾命（大臣）之中此时无一人有男子气。’斯言也，早已义不顾身矣。”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奏疏的文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声讨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要求皇上“大奋乾断，立赐究问”。为此列举二十四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劳，拔之幽贱，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其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三五成群，勒逼讲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以致阁臣郁郁叹闷，有坚意求去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第二条罪状：“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刘）一燝亲捧御手，首定大计；（周）嘉谟倡率百官于松棚下，义斥郑养性。立寝后封以清宫禁，皇上岂遂忘之！忠贤交通孙杰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
第三条罪状：“先帝强年登极，一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普天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是何亲于乱贼，何仇于忠义，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第四条罪状：“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交抅，陷之削籍去。至今请一复职起用不可得。顾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点用，骤加一品以归。是真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第五条罪状：“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
第六条罪状：“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常、北少宰推，皆点陪，一以盖枚卜点陪之案，一以伏借用为逐之奸，致一时名贤不安俱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
第七条罪状：“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郑鄤、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贾继春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
第八条罪状：“上年皇上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皇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状，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
第九条罪状：“裕妃以有喜传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捏倡无喜，矫旨勒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昔尧以十四月而生，假令当日裕妃幸存，安知不为尧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
第十条罪状：“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以皇上麟趾开祥，何妨斯男则百，而忠贤包藏祸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第十一条罪状：“至于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与护持孤危，威劫之不动，利诱之不变者，仅王安一人耳。登极一月尧舜，（王）安不可谓无微功；皇上仓卒受命，拥护防卫，（王）安亦不可谓无微忠。即使有罪，亦当听皇上明正其罪，与天下共见之。而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于仇先帝之老奴与皇上之老犬马而略无顾忌也。此后内臣谁复肯为忠义者？其余大小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其数千百也。”
第十二条罪状：“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今又于河间府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筑愁筑怨，饮恨吞声，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
第十三条罪状：“今日荫锦衣，明日荫中书，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辅、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亦甚亵朝廷之名器矣。”
第十四条罪状：“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岁枷死皇亲家人数命矣。其枷号家人者，欲攀陷皇亲也；其攀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有护持，言官极为纠正，椒房之戚，久兴大狱矣。”
第十五条罪状：“良乡生员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学，乃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死矣。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
第十六条罪状：“王思敬、胡遵道侵占坟地果真，小则付之有司，大则付之抚按学院足矣，而径拿黑狱，三次拷掠，身无完肤。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学，而忠贤草菅士命，使青磷赤碧之气先结于璧宫泮藻之间，孔子之神，将无怨恫？”
第十七条罪状：“科臣周士朴执纠织（造太）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径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险邪因之以偷换手眼，那移升叙。致（周）士朴卒困顿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圣朝则何可有此名色？”
第十八条罪状：“北镇抚（司）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意旨不可不遵。将使罗钳吉网然后快心，于以彰忠贤之威焰得矣，而国脉则何可崇此蕴毒？”
第十九条罪状：“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报单忽传诘责。及科臣回话，台省交论，又再亵王言，几成解训。无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
第二十条罪状：“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忤则驾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书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会阁知，不理阁救。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犹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横，恐未足语此。”
第二十一条罪状：“东酋未靖，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打点，实往来忠贤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祸，（韩）宗功奸细事成，一旦贼逼城下，忠贤固为迎敌首功之主人矣。”
第二十二条罪状：“祖制不蓄内兵，即四卫之设，备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贤谋同奸相沈创立内操，不但使亲戚羽党交互盘踞其中，且安知其无大盗刺客之人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谋乱，发于肘腋，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拒，识者每为寒心，忠贤复倾财厚与之交结。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弟侄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不知意欲何为？”
第二十三条罪状：“且皇上亦见近日忠贤进香涿州之景象乎？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密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
第二十四条罪状：“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圣恩宽厚，忠贤不自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心腹之人，时时打点。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于肘腋间乎？”
杨涟在弹劾奏疏最后写道，他所揭露的罪状证据，都得之于邸报、招案，以及北京共传共见的事实，并非捕风捉影的臆度之言。魏忠贤惧怕内廷有人揭发，杀者杀，换者换，吓得左右近侍都不敢言；惧怕外廷有人揭发，逐者逐，锢者锢，致使外廷官员都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倚托门墙，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门客，逢其所喜，挑起所怒，无所不至。即使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故而气焰嚣张，掖廷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魏忠贤。甚至于皇帝做出任何决定都得听魏忠贤的意见，每每遇见中外有紧切当做之事，当起用之人，皇帝必定说：“要与内边（魏忠贤）说说。”或者人不得用，事不得行，皇帝也只是说：“内边（魏忠贤）不肯”。所以杨涟感叹道：“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麽小竖？”
杨涟列举二十四大罪状，涉及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宫廷与政府大小事务都由魏忠贤掌控，形成“皇上为名，忠贤为实”的太阿倒持局面。最为令人咬牙切齿的是，第九条罪状所说“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所说“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致使皇帝朱由校断绝子嗣。刘若愚作为魏忠贤的亲信，崇祯初年被捕入狱后，交代魏忠贤与客氏迫害皇后、裕妃、成妃的细节，见于《酌中志》的“两朝椒难”，可谓罪证确凿。仅凭这两条，按照大明律令，就可以判处魏忠贤极刑。所以杨涟希望皇帝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在那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如此直言无忌，是要冒杀身之祸的。他此前已经意识到：“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如也”？意识到“明知有祸无益”。一旦不能扳倒魏忠贤，他自己必死无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后来的历史表明，不仅杨涟惨遭杀害，凡支持杨涟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都未能幸免于难，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惨不忍睹。有人非议杨涟“纠逆近激”，以为弹劾魏忠贤之举过于偏激。郑鄤反驳道：“公（杨涟）疏未发之前，逐阁辅，逐冢宰，逐宗伯、司寇，珰焰何尝不烈？君子之祸何尝不棘？又谁激之耶？”又说：“余观公（杨涟）论事甚平，闻公与人甚和，尝怪何以得祸至此。及读遗编，忾然而叹：人事忌认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可谓知人之论。
2．“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杨涟要把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置之死地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官员的斗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轰动，仿佛一场政坛地震。
色厉内荏的魏忠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惊慌失措，请内阁次辅韩爌出面帮他讲话，遭到韩爌严词拒绝。不得已，到皇上面前哭诉，客氏从旁委曲调护，决定由内阁辅臣魏广微票拟谕旨。魏广微这个无耻之徒早已拜倒在魏忠贤脚下，被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杨涟奏疏中提及的“门生宰相”就是指他。魏忠贤佯装辞去东厂总督之职的奏疏，上面的朱批就是心有灵犀的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温旨：“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辩，更见小心。”
此时杨涟奏疏仍旧“留中”，乃是魏忠贤一手掌控的结果。请看谷应泰提供的细节：“（杨）涟疏成，意欲于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计。缮写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则机泄，且害成也，遂循例封进。故忠贤得以弥缝。（杨）涟愈愤激，冀补牍以伺对仗。忠贤闻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极门，刀剑倍于往时，侍班官僚更为严谨，左班诸臣不许擅出奏事。”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外间舆论汹涌，请求皇帝将杨涟奏疏与魏忠贤答辩奏疏一并发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在六月初二日的奏疏中说：“今日发下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本，为左副都御史杨涟参论，自请罢斥，奉有传谕拟票进呈。其杨涟本已逾两日，未蒙发下，圣意渊微，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为方今多事之时，朝端不宜纷扰，但事体关系颇大，人情猜忖易生。皇上既以忠贤久侍左右，任事过直，素蒙鉴信。而杨涟当两朝鼎革，忠诚肝胆，为先帝及皇上所知，疏中事情总在圣鉴。惟原奏与辩疏俱发之听讼，然两造具备，片言可明。即宫闱邃密，道路哗传之言，皇上自不难明一晓谕。其余外廷用人行政等事，逐款辩明，人人洞悉，无论政体宜然，而言者即属过计，得以自释疑衷；被言者即果风闻，亦得以尽白疑迹，传之中外，闻于四方，不至为朝廷增一疑事矣。”
叶向高力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姿态，希望理情越辩越明，过于一厢情愿。得到的圣旨，明显偏袒魏忠贤，每一句话都在谴责杨涟：“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以透知？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处处在为魏忠贤辩解。叶向高原本想调和矛盾，讨了个没趣，郁闷地请求辞职。这是他第五十九次乞休了，理由是苦于疾病折磨——“郁火熏蒸，前后闭结，水火不通”，“今此数日所苦愈加，日夜呼号，求欲速死”。
正直官员们义愤填膺，纷纷交章弹劾魏忠贤，挺身支持杨涟，掀起一波又一波声讨巨浪。气势之凶猛前所未有，史家如此描述：“一时臣工无不义愤。于是科道则有魏大中、陈良训、袁化中、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方大任、刘芳、刘廷宣、许誉卿、房可壮、喻思恂、胡永顺、胡良机、朱大典、陈奇瑜、翟学程、熊奋谓、刘之待、段国璋、霍守典、甄淑、孙绍统、周汝弼、吴弘业、刘其忠、陈熙昌、刘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谢奇学、胡士奇、刘朴、杨王珂、刘先春；南科道徐宪卿、赵应期等；兵部尚书赵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赏，太仆朱钦相，抚宁侯朱国弼，南公疏兵部尚书陈道亨等，先后申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
第一个力挺杨涟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当他得知杨涟弹劾魏忠贤，兴奋地说：“是余志也，杨公乃先我着鞭。”他早就有志于此，为了支持杨涟，率领同僚写了一份公疏，措辞尖锐凌厉。
首先历数魏忠贤的罪恶：“东厂太监魏忠贤擅威福制生杀，一杀王安以立威于内廷；一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而逮三皇亲之家人，立枷而毙，以立威于三宫。结奉圣夫人客氏，在皇上之左右。纵私人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饵其所善，而剪其所忌。人怒于下，天怒于上，舆情不胜愤愤，顾未有悉数其罪于皇上之前者。”
其次赞美杨涟的壮举深得民心：“宪臣杨涟受先帝之知，图国士之报，每念皇上圣明，中外多故，苟危吾身而可以有益于君，不难以其身死之诚见，稔恶显祸，在皇上萧墙之内，肘腋之间，故列忠贤二十四大罪以告。疏闻之日，道路喧传，人情欢喜，以为今日而祸本可拔也。”
再次希望皇上采纳杨涟之言惩处魏忠贤：“乃（杨）涟疏未蒙发票，而忠贤之疏先下，念其勤劳，录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杨）涟疏始下，没其忠爱，罪其沽直矣。忠贤种种之罪案，引为亲裁，而代之任咎；忠贤种种之逆德不能置辩，而代与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尽出忠贤之意，与为忠贤代草者之手……若忠贤不戮，客氏煽处，恐左右之人尽忠贤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其中，莫可为仗耳。”
因此，魏大中主张定魏忠贤之罪，籍没家产，资助辽东；客氏出宫，不得再入宫掖；逮捕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治其内外交通之罪。皇帝依旧我行我素，听不进逆耳忠言，两天后圣旨下达：“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且宫闱邃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其余的姑不究。”或许皇帝根本就没有浏览此疏，完全是魏忠贤的旨意，而且圣旨一日三变。先是说“为首的罚俸五个月”，继而又说“为首的着降三级调外任用”，以后又说“为首的还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
请辞未蒙批准的叶向高，仍然在履行首辅职责，出面为魏大中求情：“自杨涟疏上，各官职在言路，自不能已，尚以后时为迟缓，以臣等不能执争为失职，责之缄嘿，渠自有辞。若云宫闱严密，则道路风闻，外廷疑议，各官不过就杨涟前疏一为剖发，原非自创说也……况言官职在敢言，科道自是公疏，伏望特鉴悃忱，统赐容贷。”也许是叶向高的求情发生了作用，魏大中并没有“降三级调外任用”，更没有“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魏大中还是吏科都给事中。
魏忠贤对杨涟、魏大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采取别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阴谋暗杀杨涟，《杨忠烈公年谱》写道：“自是内外互持未动，而忠贤日购死士刺公（杨涟）私第，皆至墙却步，若有云雾障护者，不得入。五城（兵马司）闻之，皆设兵防守。一夕，有人飞檐而至，公见之曰：‘杀止杀我，毋伤我母。’其人曰：‘吾实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不言姓名而去。”这一情节，看似小说家言，却实有其事。魏大中听说有大内刺客，立即写信给杨涟：“微闻有警动，此何消息也？疑是山鬼伎俩耳，以不闻不见应之，何如？病不得叩，悬悬。”
杨涟、魏大中等君子的处境是险恶的，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受不测，令善良的人们忧心忡忡。在籍家中的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浙江嘉善人）写信给魏大中，道出了这种隐忧：“伟哉，副院（杨涟）之疏真气塞天地，功著社稷矣！发端之后，章满公车，凭社者口噤，媚灶者胆落。几几以望明圣之一怒，而盘据愈固，微旨益温，岂外无杨文襄，内无张永，不能当机凑手耶？今骑虎之势已成，困兽之斗未已，将来益无顾忌，流毒中外，将有甚于今日者。惜乎发之太早，又且太尽，不稍留余地，以为后继也。诸君子一官可拼，六尺可拼，如国是何哉？言之欲裂……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真肝胆质言，而丑正崇邪者见之侧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道之将废，且奈之何哉！”
面对严峻的形势，正直官员们的议论依然危悚激切。御史袁化中（字民谐，一字熙宇，山东武定人）提醒皇帝注意魏忠贤的狐群狗党铤而走险。他在奏疏中说：“忠贤之恶，外廷久知之，特皇上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时而为小忠小信以结权。今宪臣（杨涟）明明告之皇上矣，皇上即念潜邸微劳，未必不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则日日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愈深，将免死之术愈攻，其狗党狐群或忧祸之心转迫，将铤而走险……皇上明圣，试思深宫大廷之内，何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为之处分也。昔冯保在神宗初年，岂遽逞不轨，只以威权日重，党附日多，不肯回头，后神祖春秋渐盛，太阿独持，保遂殒其身命。今忠贤事正与（冯）保类，若不及今严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恶贯盈，直至事败，皇上即欲全忠贤而不得。”
3．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沈国元在袁化中奏疏之后，有一段评论：“时言者四起，已成骑虎之势，叶（向高）元辅意主调剂，谓讽忠贤退而诸议息矣。且望其迁善改过，使立召王纪、文震孟诸臣，复其原职，以著维新。意良善矣，而孰虞忠贤之决不能从也。说者不无归咎于阁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留中，旨不下阁票拟，徒以一揭再揭敦请。忠贤根蒂盘固，能遽拔之使去耶？然则听其必趋之势，相与束手而受其毙乎？此际在阁部大臣宜用术用权，在廷事诸臣宜用胆用气。何谓权术？彼刑余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岂无一二人知祸福利害者？当势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尽，残虐必穷，私智有限，公论难沉，性命族属，何可不念！”事情确实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叶向高尽力不偏不倚，以调和折中为宗旨，正如《明史》所说：“（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他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面对既成事实，他感到左右为难，深知魏忠贤“怒不可犯”，他的选择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
据文震孟之子文秉说，叶向高才能笼罩，魏忠贤颇为敬重，杨涟请叶向高“清君侧”，除掉魏忠贤：“今魏忠贤怙恶擅权，国势将去，公为心膂重臣，同国休戚。小者不必问，宜请上御门，将忠贤杀皇子、贵人、妃嫔诸大逆状，明白奏请处分，以清君侧。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叶向高不同意：“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魏忠贤获悉后，愤恨地回应：“何待诸臣，我即请上御门，召问诸臣，如上以为有迹，寸磔何辞。不然，可自为计。”众人益发愤愤，叶向高只得两面调解。
六月九日，叶向高写了题为《论魏太监事情》的奏疏，表达调停折中的观点。一则说，臣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顷都御史杨涟论劾太监魏忠贤，列其大罪二十四款，多穷凶极恶之事，骇人听闻，臣在病榻见之，亦魂摇心悸。举朝臣工无不以（杨）涟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连章叠疏，攻击纷然。皇上虽力为解释，终不能止，其仰烦宸衷亦已甚矣。臣平心而论，诸所论列，如中旨之频传，大臣之摈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凡属此类，虽皇上皆引以为圣裁，然九阍沉沉，何处可问？即臣等地近密勿，亦未敢信其尽出宸断与否，况外廷远隔，能不猜疑？而忠贤独被宠任，人皆谓其所言皇上无有不听，故凡有不美之事，毕归之忠贤。此臣之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也。”
再则说，臣之所以未敢遽为忠贤罪者：“至于堕中宫之胎，殒裕妃之命，毙御幸之宫人，则事在内廷，难以臆断。圣明在上，威柄独操，忠贤即怀无良之心，负吞天之胆，何敢作此等事！故缙绅有问臣者，臣皆对以不知，亦告同官（韩）爌谓：‘此言稍过。’人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为辅臣，若真知此事而隐忍不言，直待台臣之讦发，则其罪当与忠贤同，岂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遽为忠贤罪者也。”
三则说，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乃臣之所深虑者，则以忠贤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劳于世，仅凭借皇上龙潜狎昵之爱，一旦富贵至此，可谓无妄之福，造物所忌。况海内人情怨恶日久，故杨涟一言，和者四起，（杨）涟疏传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为言言皆真，件件是实，毋论忠贤不能自辩，即皇上代为忠贤辩，人亦不信。而臣窃观皇上临御以来，左右近幸之臣，朝被宠而夕蒙辜者接踵而是，则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
有鉴于此，叶向高提出平息事态的最佳方案，请魏忠贤辞去东厂总督，退归私第，远势避嫌，迁善补过。
让魏忠贤自动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势和地位，显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魏忠贤绝对不可能接受。皇帝日前向叶向高打招呼：“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所谓“释诸臣之疑”，就是要他帮魏忠贤辩护，叶向高的主张显然有悖于此。在反对魏忠贤的官员眼里，叶向高此举是在为魏忠贤“画策投欢”，竟然把他与正德年间投靠太监刘瑾的内阁辅臣焦芳相比拟。叶向高两头不讨好，再次上疏，向皇帝讲明他的良苦用心：“臣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疑受谤，情固甘之。惟是人情纷扰不止，将至决裂，传至海内，愈生猜忖，忠贤之心终无以自白，其势亦终不得安。皇上固难以不见不闻之法而处此也。臣等再三思惟，皇上诚念忠贤，则当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
皇帝的答复，是十分罕见的长篇大论，训斥叶向高，为魏忠贤评功摆好：“朕览卿等奏，顷因杨涟疏论魏忠贤，以致诸臣渎奏殆无虚日，朕岂不闻不见，佯为不知而不深究？盖已内洞劳臣之心，欲外全宪臣之体。况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形迹，独此人耳。’今乃被杨涟指摘牵诬，而大小臣工又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今事事皆朕亲裁，有何专擅？有何疑忌……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贤今昔之劳，辄以浮言听其所请乎！”
皇帝毫无保留的庇护，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叶向高要他体面地下台，令他愤恨不已。魏广微乘机向魏忠贤献策：“必去叶向高而后可”。还献上《缙绅便览》一册，开出六七十人名单，包括叶向高、韩爌、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皆目为邪党，暗于上前借事摈斥”。
叶向高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摆脱困境，竟然谎称：最近所写的奏疏并非出于自己意愿，而是门人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逼迫所为。文秉披露了这一细节：“应山（杨涟）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寓，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叶向高）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于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文秉的说法取材于缪昌期的自叙：“及应山（杨涟）疏上，余适过福唐（叶向高），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杨涟）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指魏忠贤）于上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衣），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福唐色变。余先起，师先送余出。其语闻于应山，意不胜愤……先是，应山疏上，言者响合，福唐（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其退归私寓，过加优渥，比于勋臣者。然则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唐惧，思有以自解者。乃扬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门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始矣。且谓应山之疏尽出吾手。而忌者附会其说，益不可解。福唐归途逢人告愬：‘西溪（缪昌期）骂我，彼与大洪一人日夜往来。’正与代草之说相呼应，以实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宽大，岂真欲杀我哉？不过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
缪昌期的自叙是可信的，叶向高在危急关头，把起草奏疏的责任推到缪昌期身上，不过是“借以自解”。他与杨涟、魏大中、缪昌期关于魏忠贤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不主张猛烈抨击，而主张调停弥缝，结果适得其反，进退失据，一方认为“大拂内意”，另一方认为“画策投欢”，只有一走了之。他在乞休奏疏中感叹：“连日病势愈增，加以愁闷郁抑，时刻难挨。即如魏忠贤一事，议论纷然，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责备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皇上。以旦暮去国之人，而居此两穷之地，缄口既难，开口亦罪，即使无病亦万分当去，而况于真病且难医之病哉！”天启四年七月初九日，他上了第六十七个乞休奏疏，哀叹：“臣与阁事不预闻已半载矣，累然垂死之残躯，强之在此，亦有何益？”终于得到皇帝恩准，驰驿回乡，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三朝元老叶向高在政坛的最后日子是颇为煎熬的，既有老病的折磨，更有精神的苦闷，调停弥缝于截然对立的两方，吃力不讨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得之于外廷，又不能得之于皇上，缄口既难，开口亦罪。而且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巡城御史林汝翥查办太监，魏忠贤下令廷杖，吓得他赶紧潜遁。太监以为他藏匿于叶向高寓所，一百多人冲进叶府搜索，一无所得，还大肆谩骂。这种刺激使他心灰意冷，毅然请归。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人对于魏忠贤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来魏忠贤阉党把他列为“东林党”的第二号领袖，实在冤哉枉也。
左光斗对叶向高的抽身而走给予理解之同情，写信说：“今世所推社稷臣，则首称阁下，而首犯时忌，百计摧残者，亦惟阁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义士所为发指也。斗忝天子耳目之官，与闻当世是非之概，而坐见荃蕙为茅，兰芷不芳，中夜循床，当食废箸者，不知其几。非为阁下，为社稷也。迨至轻犯狂锋，力剪元憝，赖诸君子黾勉同心，复见天日。而糠秕在前，瓦砾在后，就中簸之扬之者，千态万状，又赖诸君子先事廓清，临期底定，得有今日，非为阁下也，为社稷也。盖今日弯弓而射者，日日为覆楚之谋矣。阁下且有东山之枕，未可轻掷一语矣。设局转奇，布著转下，至于君父安危，默然度外，鼠子敢尔，安问其他……山鬼伎俩，会有时尽，只在仲春见清明，而阁下之安车蒲轮，此其时已。”左光斗还写诗送叶向高归去：
党锢将兴思乞归，如公当日号知几。
江湖何必分清浊，牛李难明孰是非。
生计青门瓜正熟，功名白发愿同违。
西行大祸犹能解，莫恋滩头旧钓矶。
叶向高的离去，使得外廷失去了可以制衡邪恶势力的元老重臣，顾秉谦、魏广微得以把持内阁，希意阿旨，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正气依然昂扬，“众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提醒皇帝注意，政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毛将焉附之患。他说：“窃见今太监魏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啣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恶成疮痍。如荫子侄至一世再世，赏厮隶至千金万金；立枷士民，毙至十数命；驱逐大臣，处置言官，空至十数署。是一切爵赏生杀予夺之权，全不为皇上有，而尽为忠贤有。举国侧目，鳃鳃然有不胜太阿倒持之忧焉……仍祈皇上大奋朝纲，立置忠贤盗利权、误陵工之罪，于以谢先帝而快人心。”皇帝勃然大怒：“着锦衣卫拏来午门前，着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对于无缘无故的廷杖，大臣纷纷申救，毫无作用，万燝竟然被活活打死。
左光斗写诗寄托哀思：
黄雾四塞遮蓟北，浮云满天蔽白日。道上狐狸走入宫，壮士闻之声慄慄。西江万公真人杰，手揽斧柯伐三蘖。上疏直数中官罪，一时群小皆咋舌。胡为矫旨杖狱中，血肉淋漓声音绝。义士掩面各吞声，不觉唾壶尽击缺。果然恭显杀贤传，中朝之事尚何说。我有白简继君何能已，与君同游杖下矣。丹心留在天壤间，没没之生不如死。
魏忠贤杀一儆百，却难以堵住言路。南京礼科给事中杨朝栋揭发，魏忠贤指使亲信在留都南京大肆搜刮，以满足其溪壑无涯之欲，稍不遂意，就扬言：“曾与内边魏公处费了许多使用”，或者威胁道：“必急走北京魏公处弄得一严旨下来”。杨朝栋责问：“宫禁何地？票拟何事？宵小大言无忌，敢于玩弄，是陛下邃密之处，为忠贤垄断之所，讵可谓无外人知之觉也！今近而中国，远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恶珰魏忠贤者，是可生死予夺人也，是得窃票拟之权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从此而趋膻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他希望皇帝敕下法司严加勘问，或诛或谴，自有祖宗三尺之法，不能为之宽贷。
御史李应昇（字仲达，常州江阴人）为无辜廷杖致死的万燝鸣冤，仗义执言：“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櫬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出于此。而今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故臣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仗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悬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鳞折槛之风，虽贤者犹或难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则是剖心不亡，腹诽不灭，而惟言莫违。”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侍郎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率领同僚，向朝廷呈上一份公疏，支持杨涟，批评皇帝偏袒魏忠贤：“近日屡接邸报，左副都御史杨涟有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一疏，列东厂太监魏忠贤罪状，恭奉严旨；又见魏忠贤孤臣戆直招言堇辞东厂一疏，恭奉温旨。因是在廷诸臣前后疏劾忠贤罪状宜核，杨涟疏奏宜纳，幷奉严旨，群臣为之骇然。顷见阁臣揭帖，奉旨谆谆，乃知皇上竟念忠贤今昔之劳，不忍听其陈请，不但不加查处而已；于杨涟则谓其指摘牵诬，非无因而发，不但不赐采纳而已；又责群臣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不但不蒙优容而已。此以知圣心坚如转石，即臣等奚容益之填耳哉！”他们奉劝皇帝，体察大小诸臣的赤胆忠心，魏忠贤恶贯满盈，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这并非仇于魏忠贤而比昵杨涟，而是公听并观，洞察魏忠贤假以小劳恣其大逆，诸臣弹劾实为效忠于皇上，奚容致疑。“陛下秉道嫉邪，洞烛事机，若徒念忠贤勤劳末节，遂举魁柄而授之，恣其窃弄，任其决裂，姑息养奸，优柔酿乱，谓将以是酬劳，何待宦竖之太重，而视天下太轻耶！”
署国子监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蔡毅中（字宏甫，号濮阳，河南光山人）率领国子监同僚：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微、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煃，学录聂云翔、杜士基等，向朝廷进呈题为“请纳忠言以杜祸源”的公疏。这所最高学府的师长们语重心长地对皇上说：
——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左副都御史杨涟论劾内监魏忠贤二十四罪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以为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僚采有忠直之友如此，祖宗社稷有灵得忠直之臣如此；以为皇上见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将疏发下九卿科道逐一究问，以正权珰之罪矣。及奉圣旨，乃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亲裁，是皇上以权珰为真忠真贤，而代受其过矣。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也。
——臣谓二十四罪，魏珰之奸胆显恶大端毕尽矣，臣不敢剿说雷同以资天听……刘瑾虽多僭萌，未闻以私塚而等之陵寝也；刘瑾虽暴宫官，未有死宫妃圣储之显迹也，未闻以内操之甲兵四时入太庙也。今忠贤宫中之受害，陛下知之，外臣不敢尽言。即内操一节，鼓炮之声惊天动地，而九庙之神灵不安。每飨太庙，御路之上刀剑甲兵围侍如麻，两监掖圣躬步行如飞，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后，欲一望见圣颜而不可得。设使有奸细刺客杂于兵戈之中，是时变在呼吸，何以为计？此二十四罪之中所当即行罢禁，不俟终日者也。
——至加以门户而驱逐正人，以无辜而枷死多命，窃恐党锢之祸成，忠谏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无一不当悉究，而此犹当急行昭雪者也。渐不可长，若待其恶满势成，不可救矣。
这些大臣不顾自身安危，誓与魏忠贤不共戴天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是，他们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寄予极大希望的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客氏三位一体，只要朱由校不死，魏忠贤和客氏就不会倒。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正直大臣意欲置魏忠贤于死地，没有成功，魏忠贤稳住脚跟之后，反攻倒算，实施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朝廷上下一片愁云惨雾。
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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