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倡导洋务的王爷总理衙门是这样来的史书记载，恭亲王奕?天资聪颖，年幼时为道光帝所喜爱，一度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历史是无法重来的，人们不能单单因为奕?聪明就认定他会成为一位好皇帝。不过，曾经和奕?长期共事的英国人赫德说过这样的话：奕?“并不很聪明，他对于外国政治或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十分精通；但是他是具有善良用意的人，只要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被准许去做的话，他是急于要做对的事情的。”如果赫德所说的这番话确实的话，那人们真应该为奕?没有成为皇帝而感到遗憾。大臣于总理衙门内议事总理衙门是对外机构，常有外国人入内，总理衙门每以美酒、水果招待，不管外国使节一天去几次，只要去都会送上水果、酒水。后来，李鸿章入总理衙门，吩咐说：“外宾始至，乃有此礼，再至则无之。”各国使节“皆不欢，然无与争者”。奕?是个怎样的人？纵观其一生，可以这样说：他机敏，睿智，并不是个强人。从慈禧太后不断打压奕?的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位亲王并不强悍的性格。奕?是不是过分懦弱呢？不完全如此，因为后来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地位敲打慈禧，希望她不要过分专权，最终导致他被彻底罢黜。因此，我们更愿意相信奕?之所以表现恭顺是为了维护一套规矩，这套规矩维持着他的祖先打下来的江山。奕?的机敏和睿智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展露得淋漓尽致。奕?原本和洋人、“夷务”没有什么接触，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完全得益于和英法联军的交涉。经历这次“与狼共舞”，奕?、文祥等人得到一些经验，主要是：第一，西洋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远在清军之上；第二，西洋人有些“傻”，他们不但愿意把武器装备出售给清军，甚至愿意把制造武器的秘密和练兵方法向中方传授；第三，西洋人“尚守信义”。作为战胜者，他们在北京城里本可以为所欲为，却“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彼等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出于这些认识，奕?、文祥等人以为洋人并非尽是“犬羊之性”，对付他们并非全无办法。奕?的确是机敏的。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不久，年1月11日，他给躲在热河的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有六件事需要马上办理：一、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二、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三、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四、各省办理国外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岐误；五、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六、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报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这是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奏折，因为中国由此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开始走向自强的道路，清朝和外国交往的体制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1月20日，意气用事的咸丰帝没有了原先的意气，批准了奕?的奏折。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东堂子胡同，奕?、桂良、文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一机构最初被称作“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认为中外交涉不仅限于通商，为避免洋人滋生疑处，便删去“通商”二字，对外统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原本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是为了处理对外交涉的急务而设立的，后来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在当时的形势下，总理衙门的设立实在是必须的，因为清政府已经同意外国公使驻京，朝廷中却没有接洽外国公使的机构。总理衙门设立之后，中外交涉不仅限于外国公使与清朝两广总督之间，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可以避免出现外国使节遭遇叶名琛那样的灾难性事件，所以外国方面非常欢迎总理衙门的设立。总理衙门实际也是奕?等人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平台。英法联军撤离北京之后，奕?认为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发捻（太平军、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俄国壤地相接，……肘腋之忧；英国志在通商，……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去除内忧外患的根本办法是自强，“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总理衙门设立后，奕?、文祥等人马上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欲实现自强，练兵为先，却不仅限于练兵。随着奕?成为议政王，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总理衙门的权力不断膨胀，除了办理外交、通商事务之外，举凡与西洋有关且不属于传统六部管理的事务，比如学堂、关税、铁路、矿务、传教、海防、火器、轮船、电报等等，通归总理衙门处置。奕?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总理衙门成为洋务运动的领率机构。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来。同治三年（年），总理衙门分设五股，分别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海防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银库等行政机构，辖有同文馆和税务总署两个附属机构。丁韪良（-）：美国人，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年成为牧师，年前往中国宁波传教。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参与了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年担任北京同文馆教习，—年为该馆总教习。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年在北京去世。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和西方国家平等往来，开始向西方学习，大规模购买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并且兴办近代实业。从年开始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年），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开展的与洋务有关的活动，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自强运动”。说到洋务运动，不能不提到奕?的重要支持者、协助者，军机大臣文祥。文祥是满族人，年出生，年中进士，后来历任多部的侍郎职务，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成为军机大臣后，他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后人对文祥好评如潮。蒋廷黻先生评价文祥说：“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清史稿》评价文祥说：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咸丰、同治年间，王朝充斥内忧外患。文庆（咸丰朝的军机大臣）提倡重用汉族大臣，其功甚伟。文祥、宝鋆帮助恭亲王奕?执政，和洋人交好，平定太平军，国家得以安定。文祥出力更多，公而忘私，被中外人士倚重。但是，朝廷百官各有主张，文祥的战略规划没有完全得到实现。文祥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勤于政务，廉洁自律，安于清贫，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后来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他在回忆录中说：文祥生于贫亦死于贫，且以此自豪。（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中国时，给文祥写信，称其大名闻之也久，公务往来也频，渴望前往府邸一见。这位清朝军机大臣拒绝了，宣称“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贵宾”，反而前往美利坚公使馆去拜见西华德先生。文祥的理由并非托辞，因为他的屋子是租来的，每月仅付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花甲忆记》）延伸阅读外国公使眼中的总理衙门英使威妥玛居我国久，熟谙华事，归国后着一日记，详载闻见。其言总理衙门云：“总理衙门，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言，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矣。”——徐珂，《清稗类钞》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根据奕?“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的主张，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办理三口通商大臣”，由奕?信任的崇厚担任。此处所说的“三口”是指天津、牛庄、登州三处通商口岸。奕?之所以奏请设立“办理三口通商大臣”，是因为《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对西方开设的通商口岸一下子增加很多，“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尤恐诸多窒碍”。“三口通商大臣”后来被通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南方各通商口岸的事务仍由驻在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此大臣被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这就是近代史中“北洋”、“南洋”的来历。奕?在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总理衙门因此“既可减轻负荷，必要时复可用作缓冲”。如果南、北两位大臣能把棘手的对外交涉处理好了，外国驻京公使“将无事可为，日久或自行退去”，以免让皇帝心烦。奏折中的另外一项主张是从广东、上海寻找通解外国言语之人，来京差委。后来，奕?等人便想到在北京设立一个洋务学堂，培养译员。奕?对翻译人员的渴求缘于议和期间他受到的一次刺激。当初巴夏礼被俘获之后，奕?曾经要他致信英法联军，联系议和。巴夏礼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奕?身边没有认识英文的人，不知道其中含义，因此不敢把信发出。后来听说天津有人识得英文，马上调来识看，原来那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因为几行英文，巴夏礼的信被延宕多日，差点耽误大事。这件事对奕?刺激很大。奕?的照片这是奕?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奕?第一次照相是在与英法特使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据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说：“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毕陀，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年6月，一个外文学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正式开课，后被定名为“同文馆”。同文馆聘请英人包尔腾教授英语，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第二年，同文馆内另外开设俄文馆和法文馆，和英文馆一样，各有学生10人。同文馆初期招收的学生大都来自八旗子弟，择优录取。同文馆初期主要教授外国语言，后来设立了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公法及富国策等学科。之所以要突破语言学习的范围增加科目，奕?是这样考虑的：“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奕?的这些思想更具深意。年3月，因为同文馆增设学科、扩大招生，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大臣反对学习西方文化，其中以理学大家、大学士倭仁为代表。倭仁学识渊博，在理学方面曾经是曾国藩的老师，同时又官居大学士，因此在士人阶层威望很高，他所说的话分量很重，影响很大。倭仁上奏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倭仁说：我所知道的立国之道是尚礼义不尚权谋；立国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我们的国家地广人多，如果确实要讲习天文、算学等科目，国内肯定有精通这些科目的人，何必学习外国人的东西，何必向外国人学习？同文馆里的学生都是年轻才俊，是国家培养的并且要为国家所用的，如今跟随外国人走了，正气何在？邪恶的气氛四处弥散，不过数年，非把中国的民众都赶到外国人那边不可。倭仁说得很严重，认为中国人如果都向“夷人”学习，中国必然“国将不国”。奕?看到这份奏折后，感到很生气，针对倭仁的奏折上疏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指同文馆增设学科、扩大招生）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奕?说：倭仁大学士认为向外国人学习天文、算学等科目会影响国家自强，他肯定有其他好的办法。如果他真的有妙策，能够令国家与外国相抗衡而不受制于外国，我们这些人肯定追随大学士，按照他所说的办法全力以赴。他如果没有好的办法，认为仅仅依靠忠信礼义这套旧的东西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局，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最后，奕?以守为攻，要求倭仁拿出一个比设立同文馆更好的办法以救国图强。倭仁虽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却坚持己见，再次上奏，声言：“奉夷人（洋人）为师”者品行存在瑕疵，“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向外国人学习的人恐怕都会被外国人利用，潜台词是：他们都会成为汉奸。倭仁出面说话之后，北京城中针对同文馆的风言风语四处流散。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决心扳倒倭仁，否则同文馆将无法办下去。奕?抓住倭仁先前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这句话，要求他找几个懂天文、算学之人，另外开设一个学馆，以观其成。慈禧答应奕?的要求，把倭仁找来，说了奕?的办法。倭仁写奏折的时候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当慈禧要他建一个教授天文、算学的学馆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顿时感到大窘，直言自己所说乃想当然，“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奕?没有到此作罢，他要求倭仁到总理衙门实习，体验办理洋务的艰难。慈禧微笑着同意了，特命倭仁到总理衙门行走。倭仁坚辞不去，慈禧不准。倭仁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颜色憔悴，饮食甚少”，向慈禧提出辞职的要求。辞了几次，慈禧答应“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才神情沮丧地从这次纷争中脱身出来。这一事件过后，倭仁便留给了后人顽固、守旧的形象。其实，今天的人们没必要过分指责这个倔强的老者，因为他并非是出于私心而去阻扰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同文馆事件”过后，倭仁仍然坚持以儒学治国的思想，仍然不断给朝廷上奏折，提建议。年，66岁的倭仁上疏朝廷，恳请同治帝举办大婚典礼时一定不要铺张，要以天下百姓为重。巧的是，皇宫中的武英殿在这一年发生火灾，被烧毁了。倭仁认为这是老天的警示，急忙和徐桐、翁同龢等人一起上疏，再次恳请同治帝勤修圣德，停止修建楼堂馆所，勤俭治国，以此求得老天的宽恕，免除灾变。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接受了他的恳请。年，倭仁擢升文华殿大学士。倭仁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休息，并在这一年6月8日去世。他在弥留之际写下遗疏，嘱咐两宫太后“勿忘庚申之变”，不要忘记国耻；要同治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希望他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治国，造福百姓。他真是个倔强的人。延伸阅读倭仁持己以敬倭文端公仁，字艮峰，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隶蒙古正红旗，河南开封之驻防也。居近濂洛，为世名儒。官京师时，时与曾文正公国藩、吴彦甫侍郎廷栋相过从。（倭仁）尝曰：“吾人居官行政当求所以身体而力行者，而以持己以敬为之本。”故每退直观书，辄陈一编，正襟对案，席不正不坐也。客至，恒肃衣整冠，迓于庭除，及就座，庄容相对，所谈皆身心性命之语，无戏言。——徐珂，《清稗类钞》求“生”若渴的同文馆在“倭仁发难”事件中奕?虽然取胜，此事件却对同文馆的招生造成很大打击。总理衙门给朝廷上奏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因为同文馆一时难以招到足够数额的学生，奕?、文祥等人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的同文馆中征调学员。辜鸿铭在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蔼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老翁）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文祥）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文祥）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这段话讲的是：辜鸿铭的同乡好友蔡锡勇幼年进入广东同文馆学习英语，后又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蔡锡勇和同学到达北京同文馆的门口，看见一位老人在迎接他们，百般慰问，并且亲自领着他们参观同文馆的内部结构，态度和蔼。学生们知道这是一位老者，却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到了吃饭的时候，老人问蔡锡勇等人：“你们吃饭了吗？”学生回答说：“还没有。”老人马上传呼提调官。一会儿，学生们看见一位头戴红顶且配花翎的人（高官）站在老人的身边，态度十分恭顺，才知道这位老人是当朝宰相文祥。辜鸿铭说：“文祥温恭恺悌的风度我们是赶不上的，其远见卓识也非常人能比。”同文馆的学生在上课美国人丁韪良被聘为同文馆教习，一段时间后，他因为学生太少提出辞职。户部尚书董恂等人挽留丁韪良，对他说：“你不会永远只教十名学生。还有，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最终前程。……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丁韪良决定留下来。后来，光绪帝学习英语，他的老师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和沈铎。这段文字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文祥等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坚持把同文馆办下去的艰难。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同文馆学习，总理衙门订立章程，给同文馆学生以极优的待遇。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曾经进入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学生的膏火）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同文馆内，学生们的饮食由朝廷免费供应，而且吃得很好。据齐如山回忆说：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没有。（中国戏剧出版社，《齐如山回忆录》）即使待遇如此优厚，同文馆招生依然困难，可见当时社会对西方的文化是怎样的排斥。除了认识、观念方面的原因以外，当时的社会体制同样阻碍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比如科举考试仍然是人们取得功名、晋身官场的唯一渠道，但是科举不考试西学，那么在同文馆学习的学生便没有出路。后来，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曾经游说清朝高级官员，希望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的科目，未获成功。无奈之下，总理衙门只能允许同文馆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本来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生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举考试上，居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七人考中进士，两人进了翰林院。虽然办学过程充满波折，京师同文馆仍旧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就业于外交和涉外部门，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者驻外公使的有七人，陆征祥在民国时期出任过外交总长。人们或许能够发觉，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是支持奕?等人的，她的态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其实，在慈禧专政的前二十年，她大体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很难想象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此前，慈禧太后与外国并无接触，也很少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而她具有超人的政治天分，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早期的洋务运动对于维持满族贵族统治是有好处的，所以大体上给予支持。到了光绪年间，维新运动触动了满族贵族的利益，威胁满族贵族的统治，她便坚决予以打压。是否有利于其个人专权，是否有利于满族贵族的统治，这是慈禧太后处置重大政务的出发点。延伸阅读在同文馆上学的“老家伙”在同文馆建馆初期，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八旗子弟，年龄参差不齐，有一些有40岁了。很多年龄大的学生很快被淘汰了，只剩下6位比较用功的学生。有一次，教习丁韪良看见其中的一位学生手里牵着一个漂亮的小孩在街上走，便问道：“这是令郎吗？”“这是我的孙子。”他微笑着回答。——丁韪良，《花甲忆记》“阿思本舰队”事件奕?所具有的超前意识还表现在他能够打破成见，重用外国人为清朝做事。奕?重用英国人赫德，令其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每年收入大笔关税，洋务运动中很多大的事情都是以关税作为资金来源的。奕?重用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任命他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使团出使西方各国。（后有详细介绍。）总之，“恭亲王把握政权之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清王朝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不过，清王朝战战兢兢地打开国门，尝试着和西方打交道，其中必然会有曲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奕?和洋人早期合作的事务中，有一些是失败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在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清军吃够了洋人坚船利炮的亏，也认识到西方武器装备的威力，明白了“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练兵之本，在于制胜之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之后，“夷乱”基本平息，清军和太平军之战正在紧要时刻。年1月31日，奕?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致函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福州将军及署理总税务司赫德，令其用海关税银购买炮舰，用于平定太平军。赫德得到命令后，通知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要求其在英国办理。李泰国虽然为清政府聘请，为中国做事，却骄横跋扈，自以为是。他接到赫德的通知后，和英国政府商量，被允许从英国购买炮艇6艘、供应船1艘、快艇1艘，招募海军官兵余人，由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舰队指挥官。年1月16日，李泰国和阿思本私自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共有13款，主要是：阿思本出任舰队司令；阿思本接受中国皇帝的命令，此命令由李泰国传达，如果命令不便于执行，李泰国有权不传达；舰队所有人员由阿思本选用，李泰国批准；该舰队捕获的一切财物三分之二归舰队人员，等等。李泰国“反复无常和雄心勃勃的个性，妨碍了他向中国买主放弃对舰队的控制。他既已开始成为海关的沙皇，便十分自负地以为自己能够成功利用这一点去控制清朝海军”。无疑，李泰国和阿思本都太狂妄了，他们把中国购买的舰队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完全没有顾忌中国人的权利和自尊。年6月1日，李泰国从英国回到北京，把和阿思本签订的合同拿给奕?看。奕?感到非常吃惊，同时坚决拒绝这份合同。总理衙门和李泰国展开了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一个《轮船章程》，一共有5款，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舰队派遣舰队司令，舰队一切事宜由中方司令和阿思本和衷商办；舰队归交战地区清督抚节制；舰队随时允许中方人员上船实习，等等。清政府购买“阿思本舰队”的直接目的是对太平军作战，因此舰队归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总理衙门和李泰国达成的《轮船章程》传到曾国藩手中的时候，曾国藩马上摇头，表示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专权，即将来不准中国接手”。这样一支由洋人控制的舰队进入他的辖区，无疑会带来不可预计的隐患。曾国藩致函总理衙门，声称已经为“阿思本”舰队指派了指挥官，该舰队必须听从中方指挥官的指挥；如果阿思本不听从指挥，则坚决拒绝该舰队进入两江地区，并建议把舰队“分赏”各国，“不取原价”，以打击李泰国等人的骄狂之气。曾国藩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决绝，首先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士人，有着极强的气节观念；另外一个原因是，湘军夺取安庆后，对太平军胜局已定，对“阿思本”舰队的渴求程度减弱。曾国荃欲独占攻取南京的战功，也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毋庸“阿思本”舰队参加“会剿”。这样，奕?等人和李泰国态度对立，僵持不下。年9月，“阿思本”舰队开至天津附近海面，阿思本进京。见到总理衙门和李泰国签订的《轮船章程》，阿思本同样表示拒绝，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和李泰国原先签订的合同，否则他不听从中方指挥。10月1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方在两日内答应他的条件，否则他将解散舰队。奕?一时大窘。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最终认定“中国兵权不可假手予外人”，遂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照会英国公使，要求把“阿思本”舰队退回，变价出售。最后，清政府收回万两白银，相比于万两购买价格，损失了67万两白银。这就是同治年间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从大的方面看，“阿思本舰队”事件有两个后果：中方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进程被延迟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说明清政府开始尝试和外部世界平等交往、合作；至于一些合作失败了，并非全是中方的问题，外方处于强势位置，不以平等态度对我，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奕?等人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英国人，在私下里也认为不应该过分干涉中国的内政。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任何民族都不喜欢外国列强干涉其内部事务，不管这种干涉是否出自善意，对此，中国也不例外。相反，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一切民族更文明的观念使他们在外国的刺激下特别急躁和倔强。我完全相信：如果让他们独自发展，他们将会进步得更快、更好。（芮玛丽，《同治中兴》）奕?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可谓命运多舛。历史学家对其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大多予以肯定。蒋廷黻先生这样评价说：“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后来的史书中有很多对恭亲王正面的评价，少有其贪腐的记录。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这样描写奕?用人之公：光绪癸未春，豫抚李鹤年以王树汶案革职。孝钦（慈禧太后）召见枢臣，谋代者。高阳李文正（李鸿藻）举今相国定兴鹿公（鹿传霖），宝文靖（宝鋆）举觉罗成孚。两人皆藩司，资望相埒，孝钦疑未能决，顾问恭忠王，当与何人。王对曰：“成孚亦甚好，但满员，恐不谙民间利病。豫省吏治甚颓敝，不可不简授清望之员以矫之，用成不如用鹿。”议遂定。会河督梅启照，亦缘是案罢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务，贤王之立贤无方如此。这段话说：年春，河南巡抚李鹤年被革职，慈禧太后召见大臣，商议接替人选。李鸿藻推荐鹿传霖，宝鋆推荐觉罗（满族贵族的一支）成孚。这两个人都是藩司，资历相差无几，慈禧太后拿不定主意，回头询问恭亲王奕?。阿礼国（-）：英国人。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在他主持下，英国在上海获得大面积的租界，执掌清朝海关。至年，派驻日本，担任领事。至年回到中国，驻北京。奕?答道：“成孚也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满族大臣，恐怕不熟悉民间实情。河南省吏治糟糕，必须派声望好的人前去纠正，用成孚不如用鹿传霖。”河南巡抚的任命最终商定。碰巧河道总督梅启照也遭到罢斥，恭亲王命令成孚署理河道总督职务。恭亲王真是任人唯贤啊！第七章 站在大门口的洋人为什么把海关交给洋人“阿思本舰队”事件对李泰国个人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总理衙门不再信任这个险诈、骄横的英国人，免去了其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另外一个英国人——赫德，从此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赫德出生于年，来自英国北爱尔兰。15岁时进入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学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年来到中国，担任翻译；年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关的副税务司；年，李泰国离开中国，由他代理总税务司一职。年，不到30岁的赫德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赫德最早是以译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在年之前，英国政府除了向清朝派出公使1名，另外派出4名领事、6名副领事、12名各级助理以及多名译员。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被派往中国也是苦差事，因为两国在气候、风俗等方面差距很大。在年之前，居然有4名领事、1名副领事、4名助理在中国死了（《赫德日记——》）。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赫德被挑选出来，前往中国担任译员，年俸英镑。从见到赫德的那一天起，奕?便对他充满好感，欣赏他的才干。年7月，英国公使卜鲁斯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写信说：“恭亲王一谈到他（赫德），总是说：‘咱们的赫德’，而碰到任何建议虽然讲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做起来有困难的时候，回答一律是：‘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我们就采纳。’”赫德之所以得到奕?如此的信任，缘于他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极强的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奕?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赫德说：他“性情驯顺，语言近理，于中外撮合之处，为力居多”。年11月，奕?赞扬赫德说：从进入海关的第一天起，他“在所有的场合中，都能和谐地和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慎重、机警而有经验”。奕?喜欢赫德的根本原因是：赫德采用西方的行政管理办法，把清朝海关建设成为前所未见的新型机构，为清政府征收到的税银比奕?等人梦想的还要多；奕?等人相信赫德真心愿意为清政府效劳，而且“是唯一的一位”。英国人对清朝海关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从年直到清朝灭亡，他们一直把持着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权。外国人掌管中国的海关，这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侵犯，因为海关“系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客观上是由清政府原有体制不能适应海关运转造成的。年之前，中国的海关行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清朝政府的手中。清政府掌握的海关使用的还是中古式的税收办法，即每年给户部上缴一笔固定的税款，其余的由海关监督自行支配，大多用于中饱私囊和贿赂。从技术层面看，这时候的海关极度缺乏专业人员，近代海关对职员的要求是知晓外语，掌握现代海关的运转流程，具有一定的职业操守。像清朝的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清朝海关衙门充斥着腐化，效率低下。在广州和上海，漏税、走私行为猖獗，大量海关税银收不上来，“严重地妨碍了正当商人的权益”。据相关材料显示，在年的4个月里，只有匹印花棉布向上海海关申报进口，从上海进入中国的印花棉布的实际数量却是匹。出口方面的偷税、漏税同样严重，“有的外国商船先是走私棉布进口，随后又装运茶叶出口，却向海关申报原先进口的棉货，现在又要出口，以此要求海关退还进口税，而这个进口税，他压根就没有交过”。清朝海关官员一是收受外商的贿赂，二是不具备核查能力，对此无能为力。一次发生在上海的动乱事件改变了清朝海关的运行模式。年，上海地区爆发小刀会起义，受此影响，上海海关瘫痪了。此时，英国领事阿礼国的态度是，英国商人仍然应该向清朝政府交税。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是出于已经在西方社会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契约意识；二是因为《海关税则》是中英已经签订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因为英国商人拒不交税造成条约失效，那对于英国人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阿礼国希望清朝地方当局尽快恢复上海海关设置。美国驻上海领事同样持有这样的态度。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吴健彰在昆山举行会议，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三国各提名一位税务监督（税务司），由道台任命，“帮办”海关事务。中方同意洋人插手海关事务，实在出于无奈，因为单靠清政府自己的力量无法保证海关正常运行，为了能收到数目可观的海关税银，只好如此。英、美等国参与中国海关事务，带来了一套西方管理办法，引进了一些西方专业人才，上海海关不但正常运转，并且呈现全新的面貌。新的海关管理办法要求所有海关人员只能领取薪俸，不得私取任何税款，一切税款都要登记上缴。因此，上海海关税银有了大幅度上涨，上海道台等清朝官员感到非常满意。外国人随即提出要求，希望所有通商口岸的海关都能够按照相同模式运转。如果其他的海关不交税或者税率低，上海海关无法单独存在。年，中外各方在上海修改《海关税则》，不但规定了新的海关税率、子口税，还规定所有口岸执行用于征收税款的同一制度，中国任命外国人担任海关监督（税务司）不受外国政府建议和提名的约束。从表面上看，“受雇佣的外国人再也不是由外国领事推荐，税务司已经成为纯粹的中国机构”。年，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副领事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凡各通商口岸选募的外国人皆由李泰国负责。由于各通商口岸的海关事务依仗外国人办理，于是，清朝海关的领导和运行都落入外国人也就是英国人的手里。延伸阅读赫德的日记我认为要不是在打仗，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优越，他们如果有了我们的知识和基督教，就将远远超过我们。年8月2日赫德的成功靠什么外国人把持海关这件事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对，主要是外国人的一套办法卓有成效，海关上缴朝廷的税银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19世纪50年代初，清朝海关税收只有余万两白银，而西方人接受海关后，海关税收总额迅速增长，年达到万两白银，这对于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中的朝廷财政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巨大的馅饼。奕?等人也明白，巨额海关税银的取得离不开李泰国、赫德等洋人。这也就是李泰国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飞扬跋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李泰国的行为无疑触及了奕?等人心中的信任洋人的底线，所以他被罢免了总税务司的职务，由赫德接替。和自负的李泰国不同，赫德性格温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年6月21日，赫德以总税务司的名义给各级海关人员下达了一道通令，开头便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其所有的成员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冲突和恶感的因素”。于是，赫德获得了奕?等人的欣赏和信任。从年到年，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者，管理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向清政府提供的税银逐年增多。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了1万两白银；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2万两白银；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0万两白银。《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70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0万两，海关关税占到了其中20％。因为旧税源乃至厘金收入是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海关关税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能够上缴巨额的海关税款，海关成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赫德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清政府对赫德的重视从给他的荣誉可以看出，这些荣誉包括一品红顶顶戴、一品二等花翎双龙宝星、三代一品封典，死后被追封太子太保衔。能够在异国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0多年，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赫德确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西方社会对于赫德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赞赏有加，英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封他为男爵；十几个西方主要国家授予他勋章。赫德死后，他的塑像在上海外滩竖立了30年，塑像上面的中文铭文是：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己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资不忘。（转引自王宏斌，《赫德爵士传》）或许正是因为清政府和西方社会如此赞美赫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赫德持反面的评价，认为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著名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先生则认为：“赫德的权势确是极大，除了恭亲王、李鸿章，当时无人可与比拟。不过如专就海关本身而言，他的建树终不可泯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界对赫德的评价呈现多元化，正反方面的评价都有。杨小凯（-4）：经济学家，原籍中国吉林，后加入澳大利亚籍。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方法方面有突出贡献。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对晚清时期的海关做了评论：“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赫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晚清时代的重量级人物，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这与赫德本人的才能和修养是分不开的。另外，人们一定要看到这样一个背景：赫德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英国。赫德在晚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是英国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形式，在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之外取得重要成就的英国人比比皆是。“赫德从年至年担任中国官员，是英国商业帝国这一共同主题的变种。”正是因为身后有大英帝国的背景，赫德在晚清社会发挥着另外一种隐形的重要作用：成为总理衙门和西方驻京使馆的私人媒介，在中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赫德在其中发挥缓冲的作用。因此，从年至清末，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几乎都能发现赫德的身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势力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社会中。洋人的心思谁来懂清政府对于赫德无疑是重用的，要说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也非尽然。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郭嵩焘，两人曾有这样一段对话：（慈禧太后）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私心）否？”（郭嵩焘）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臣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都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日记》）外国人终归是外国人，这是晚清社会对赫德等人的主流看法，于是对他们始终抱有戒心，这种戒心对中国向西方社会学习、中西方之间更快的融和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年，赫德亲笔书写了一份《局外旁观论》，呈送给总理衙门，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予以分析，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赫德看来，清朝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服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新的形势，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而日后内情，亦必由外情所变”。中国必须要及早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最后，赫德建议，清政府应该尽快向西方社会学习，修铁路、造轮船、设电线、铸银钱、开矿山，兴办各类实业可实行中外合办的方式。赫德的“旁观之论”在朝廷一定范围内传阅，朝中大臣中很少有人对赫德的建议持赞同态度，一些人认为“自强之道，不待外求”，中国“毋庸变其法”；另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赫德“包藏祸心”，朝廷“断不可从其所请”。果然，赫德的良苦用心只有现代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他的《局外旁观论》在当时相当于投入水中的一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便沉下去了。清政府没有听从赫德的建议，中国社会仍然前进得非常缓慢，令赫德屡屡叹息。30多年后，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战败，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赫德对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说：“（我）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赫德说：我在中国40多年，是中国给了我薪水和荣誉，我非常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富强起来；我数十次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建议，没有一件获得准许，没有一件能够施行，大概是朝廷怀疑我是外国人，对中国不忠厚诚实。现在，中国面临危亡的境地，我还想说，却无话可说。赫德说话时的语气极为沉痛！赫德认为，是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清政府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其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作为大清国的臣民，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屡屡向朝廷提出修铁路、开矿山、办教育等建议，同样屡屡遭遇拒绝。晚清的社会就像一辆破旧的、沉重的汽车，要想让它发动起来，快速地奔驰，那是要费很大的力气的。想帮助中国的外国人并非只有赫德一人，同文馆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想翻译关于国际法方面的书籍，送给总理衙门，认为这对于中国是有益的。赫德听说后极力表示赞同，向丁韪良保证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的。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对丁韪良的工作持反对态度，他对美国公使蒲安臣说：“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英国公使卜鲁斯支持丁韪良的做法，而且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本书会有用的，”他说，“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国家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是他们的惟一法则。”丁韪良最终把美国人惠顿所著的《国际法原理》翻译为中文，书名为《万国公法》，于年由京师同文馆刊行。此书的出版，对于清政府了解当时的国际准则，尝试按照国际惯例和外国进行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宝鋆（—）：满洲镶白旗人。年中进士，咸丰年间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命提库银20万两，修葺行宫，宝鋆坚持反对意见。年，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以后，相继担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年与奕?同遭罢斥。晚清的社会是急剧变化的，一切都是混乱、失衡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有的是为了掠夺，有的是为了传播文化，有的是为了帮助中国。正因为情况复杂纷乱，晚清的人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不知所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朝上下对洋人仍然是排斥的，而在人们当时的内心之中，傲慢与自卑、信任与防范、亲近与害怕，都交织在一起，表现在群体行为上，好像一切都变了形。把洋人当作自己人在《局外旁观论》中，赫德认为清朝皇帝应该接见各国驻京公使，“不见，必藉他端出事”；政府应向外国派出使臣。这几条建议得到奕?的认可。年，赫德请假回国，奕?便指派总税务司文案、63岁的满人斌椿带着他的儿子和3名同文馆的学生，以观光考察的名义随赫德一起出国，游历了欧洲11个国家。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官员出国，它终于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斌椿是第一个跨出国门的清朝官员。斌椿一行人的出行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甚至受到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因为他们不是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出使欧洲各国，斌椿等人的学识、思想处于十分保守的状况，他们的这次欧洲之行没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其“不通外国语言，不明其思想制度，自无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所著之笔记，偏重于海程、宴会，因无影响于国内”。总理衙门一直在考虑向外派出正式的使节，可是有两个问题令他们十分头疼。一是人选问题，朝野上下难以找到能够出任使节的人选；二是礼节问题。中国皇帝要求外国公使要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么中国使节觐见外国的元首又该如何呢？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离职回国，在总理衙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对奕?说：“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蒲安臣）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话令机敏的奕?眼前一亮：如果让蒲安臣作为清朝使节出使西方各国，清朝派出使节的两个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他派人和赫德商量此事的可行性。赫德后来记述说：“有一次，谭大人（谭廷襄）曾告诉我，在一两星期以内，将有一项决定要通知我。……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上，柏卓安（英国使馆翻译）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蒲安臣，年出生，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年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对待中国态度友好，“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深得奕?等人的信任。这样，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摇身一变，成为清朝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样的事情或许只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奕?等人身上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变通思想。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30人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蒲安臣被朝廷赠予一品红顶，与他一起出任“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还有二品官员、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这个使团承载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使命，另外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文祥后来说：“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即将率团走出中国，蒲安臣遇到了一个问题：清政府没有自己的国旗。按照国际惯例，使团出使不能没有国旗，所以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蒲安臣设计的清朝国旗是黄地蓝镶边，中间绘一长龙，长三尺，宽二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设宴欢迎来自中国的使团，欢迎“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指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充满热情地在美国各处演讲，宣称“这个伟大民族（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份条约共有八款，主要内容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在美国各商埠派驻中国领事；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苦力向美国移殖，但禁止包揽移民；两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两国相互准许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政。对于这份条约的认识，后人分歧较大。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也有人认为这份条约仍旧是不平等的，美国意欲从中国获取好处；有极少人则坚持认为蒲安臣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蒲安臣使团”随后出使英国。使团“在英国的成就并不惊人，但比较实际”。英国女王接见了使团成员，英国外交大臣则表示：英国政府“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宁愿和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官吏交涉”，中国政府需忠实履行各种条约的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和财产受到迫切危害”。“蒲安臣使团”接下来访问了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年2月23日，蒲安臣抵挡不住俄国的严寒，因肺炎去世了。对于蒲安臣，随行的志刚评价说：“（他）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接替他的职务，率领使团访问了比利时和意大利，然后回国。“蒲安臣”使团出使西方各国，这是清朝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对于蒲安臣，我们应该是感激和感动的。马士所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样说：“历史对于他（蒲安臣）的记载将是：年，他说服了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变成了它们的指导方针；但是，在中国，他的步骤是不成熟的，因此，就当时来说，他失败了。”马士为什么说蒲安臣失败了？因为蒲安臣走得太快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如此迅速地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美国使馆头等参赞卫三畏前往总理衙门交换批准的条约文本时，清朝大臣们普遍流露出担忧的神情，大致重复着文祥此前讲过的话：“你们西方为什么急于推我们走？中国一旦启动，会走得比你们希望的要快。”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蒲安臣使团”在国际上的活动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看到这种情景，赫德不无懊悔，他告诉丁韪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他以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进步，派出使团是将中国领入世界大家庭的必要步骤。“蒲安臣使团”回国后，清政府没有趁热打铁，向西方国家派出永久的使团。清政府第一次向西方派出常驻公使是在年，距离“蒲安臣使团”出国已经过去8年之久，而且那时主要的任务是向英国赔礼道歉。从“蒲安臣使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看，不但是蒲安臣走得太快了，奕?的脚步也迈得过快了。从对赫德和蒲安臣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奕?等人的思想是开明的，他们不再认为洋人是“夷”，也没有把所有洋人看作是侵略者，趋向于和洋人平等交往、合作，甚至对某些“态度友好、性格驯顺”的外国人放手予以使用。对此，蒋廷黻先生有个观点：“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这大体接近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但是，在那个懵懂的时代，拥有奕?、文祥等人这样开明思想的中国人是极少的，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仍是排斥的，这种心态加上中国所处的弱势的处境，致使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和西方社会正常交往，阻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越来越神气的传教士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再不需要伪装着去传教，他们的行动可以变得堂而皇之，甚至是趾高气扬的。《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地方官员应该予以厚待保护；对于中国信教民众，中国地方官员要“毫无查禁，皆免惩治”。《中法北京条约》第6款规定：中国人侵害传教人员的财产必须赔还，“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外国传教士终于“翻身做主人”。从此之后，各类传教组织迅速扩大。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到年，中国大约有名欧洲天主教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名（包括名35主教），而到年达到了名。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年，在中国有名新教传教士；年，有名新教传教士；到年达到此数的3倍；年则上升到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当然，基督教是劝人从善的宗教，传教士不会采用强制的手段传教。他们传教的主要方式是：宣教布道，救济灾荒，设立孤儿院，兴办教会学校，提供戒烟所，医院等等，以慈善的形式去感化人的心灵，吸引人们信仰基督。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中国，他一方面传教，一方面广泛参与赈灾活动。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通过救济的方式进行传教的过程：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40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60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0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天津人民出版社，《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晚清时期，一个外国人和中国民众在一起在晚清时期，中国人对偶尔出现的外国人充满好奇，常常围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常常遭遇这种境地：“我简直寸步难行，左冲右突向山上的寺庙移动，最后达到了那里”。“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群众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听着一个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他们喋喋不休，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到年，中国有70万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名左右本地牧师；有近10万受过洗礼的新教教徒。在一些中小国家，这些数字会令传教士们感到高兴的；但是在中国，在一个人口达到数亿的国家里，这些数字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远远没有达到传教士们的期望值。无论传教士付出怎样的努力，他们最大的感受仍然是整个中国社会排斥他们和他们的信仰。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有三类：商人、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三类人中，善良的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晚清的民众与外国传教士不断发生冲突，“民教冲突之事，自年至年，十年之间，不下数十起，遍及十余省，几悉与天主教有关”。行善的传教士为什么会引来仇恨？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人们会发现晚清社会各阶层对传教士怀有恶感的原因各不相同。首先说官僚阶层。清朝官员对所有洋人充满警惕，却最担心传教士。在他们看来，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态度是强势的，他们的活动目的和行动本身却是简单而明确的；传教士的态度是亲切的，因为他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他们的活动又是隐秘而无法控制的。更令晚清的官员感到害怕的是，随着传教士拥有的信徒越来越多，他们在民众之中拥有的号召力会越来越强。如此一来，他们便分化了朝廷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有条件鼓动民众对抗朝廷，也就是说，他们具有了造反的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马赖事件”。法国传教士马赖于年进入中国，在广西、贵州等地传教，年在广西西林县被当地官员拘捕，后被处死，主要原因便是当地官员怀疑他聚众造反。这一事件被称为“西林教案”，成为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出兵中国的导火索。在清朝的基层乡镇，士绅们同样仇视外国传教士。在晚清的士绅们看来，外国的传教士是大逆不道的，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攻击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诋毁圣人孔子，抨击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士人的信仰，孔子在士人们心中大体相当于传教士心中的耶稣。《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述了一个名叫艾约瑟的传教士一次传教的经过：我带着一名传教士会友到龙华。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节，而有大群大群的人们汇集在那里。我们尽可能明白地发表演说，劝人们不要搞偶像崇拜；这一席话使法师们非常愤怒……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嘈杂声……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讲道。因此我们退回到郊区一座古庙……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其中有一些杂耍艺人；他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倾听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因为孔子和耶稣是互相排斥的，传教士和士绅阶层在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是最厉害的，西方传教士难以在中国的士人中获得支持。这样，底层百姓成为传教士发展信徒的主要对象。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加入了教会。就像参加秘密教门和会党一样，一些百姓之所以加入教会，其初衷仍然是获得庇护，维持生计。比如，李提摩太在青州发展教徒，首先要发放救济，然后宣传教义。可是，仍然有压倒多数的中国底层百姓对传教士存有深深的恶感，他们把外国传教士看作是神话传说中的妖怪。底层百姓仇视外国传教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底层百姓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是非常陌生的，而这种陌生、无知甚至是愚昧，常常引起心理上的恐惧和排斥。比如，在咸丰年间，很多地方开始有这样的传言：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一些西方的科技，比如西方医学等，在普通百姓看来也是怪诞和邪恶的。普通百姓仇视传教士的第二个原因是：年之后，传教士获得强势地位，教会势力对普通百姓形成新的压迫。因为身后有英、法等国的兵舰做后盾，外国传教士不再惧怕中国地方官员，中国教徒受到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和庇护，地位陡然提高，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剧了。年，因为地方上发生教案，江西巡抚沈葆桢曾经派人到民间密访，带回了一些普通民众的谈话记录，充分说明了普通民众对教会势力的仇视：他们（外国传教士）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走。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的事（攻击教会）。（筹办夷务（同治朝）卷十二，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年，天津发生严重的教案，朝廷派曾国藩前去处置。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分析教案频发的原因：惟天一主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约记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末教案·丛刊》第1册）这段话的意思是：外国传教士招收教民过多过滥，教民中不良分子很多。这些人胡搅蛮缠，不听从县衙的审判；对于赋税和劳役，教民经常抗拒不从。教民中有人犯案，传教士包庇教民，外国领事则包庇传教士。普通民众和教民发生争斗，平民总是遭遇委屈，教民总是占到便宜。教民气焰熏天，平民则郁愤难平，教案便频频发生。中外条约中规定，中国人犯罪应该由中国的官员按照中国的法律处置，而一旦成为教民，地位马上发生变化，俨然不是中国的民众了。人们也应该看到：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很多西方近代事物在中国涌现，对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年之前，全国各医院和诊所，属医院达多30所，属医院达20多所。医院、诊所的带动下，西方医药、西医教育、西医制度得以在中国推广。从年至年，西方传教士在香港、上海、广州、宁波、厦门、福州等个城市共出版西方书籍种，其中纯宗教书籍种。之后，教会组织在中国出版的西书越来越多，年至年，仅广学会即出版宗教和西学方面的书籍种，益智书会出版和审定西学教科书98种。至年，全国教会学校达到0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小学，一些相当于中等教育的“书院”进入20世纪后大多发展为著名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后并入复旦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后并入苏州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后并入华西医科大学）等。延伸阅读可怕的传教士年，英国公使阿礼国写道：“他们（中国人）可能讨厌商人，但是对传教士却心存畏惧。因此在前者可以去贸易或和平旅行的地方，后者的布道或定居却遭到了拒绝。在中国人看来，前者在内地还只是作为一位享有治外法权、多少带有入侵意味的生意人出现的，他们可以加以宽容；但是后者却制造了主权中的主权，这对于皇帝的权威是致命的。就此而言，他们的判断能说是全无道理的吗？”（芮玛丽，《同治中兴》）第二篇 支撑与下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个人长期担任总督，并且是洋务运动的主将，号称“晚清四大名臣”。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们奢望在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没落中的清帝国，而支撑他们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人情怀。但是，专制社会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重力”，不能进行社会变革，清帝国只能走向深度的专制和腐朽。蓬勃一时的洋务运动，如同绣在屏风上的鸟儿，无法飞翔，只能随着那个时代一起下沉。第一章 忧郁的守望者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这象征着太平天国基本被平定。随后，曾国藩作为清朝两江总督进入南京城。随曾家搬入总督衙署的还有几台纺车，那是曾夫人和她的儿媳用来亲自纺线的。曾国藩以“克勤，克俭”为家训，家人始终保持劳动的习惯。婆媳二人每天都要纺棉纱四两，要二更天后才能安歇。曾国藩在安庆时给幕宾们讲过一个趣事：一天晚上，夫人和儿媳一直在纺线，不觉到了三更天。受到妻子纺线的打扰，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睡不着觉，愤愤然表示要砸碎妻子的纺车。曾国藩在里屋喊道：“最好把你母亲的纺车一起砸掉吧。”曾国藩讲完这段故事，“坐中无不喷饭”。进入南京城的时候，曾国藩已经54岁了，经过11年的征战，他渐渐显露老态，人生进入暮年。平定了太平军，曾国藩几乎是用一个人的双肩支撑了一个倾颓的王朝，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足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时的他反而有了些许消极的心绪，因为眼前的世界距离他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了。在与太平军的征战中，曾国藩虽然在为孔孟的名教而战，但是他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尸横遍野的战场，是十室九空的田园，那种男耕女织的景象早已不再。当他为眼前的惨景悲伤时，他又听说洋人长驱直入京津地区，朝廷和英、法等国签订了新的条约，“阅之不觉呜咽”，他感觉又一个“五胡乱华”的时期来到了。进入南京之后，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乡试。年12月，乡试如期举行；年1月12日，乡试揭榜，共取正榜人，副榜48人。他希望尽快恢复战争以前的秩序。为了繁荣市面，曾国藩开放秦淮河，允许各类画舫、歌姬重开旧业。有一天，江宁知府涂宗瀛晋谒曾国藩，要求禁止此类娱乐活动。曾国藩笑着对涂宗瀛说：“待我领略其中的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傍晚，他便换下官服，邀几个朋友前去秦淮河，一直玩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到衙署。他把涂宗瀛传到身边，对他说：“我游玩了一个通宵，只听见歌舞之声，没有发现滋扰之事，而且养活细民不少，似乎没有禁止的必要。”涂宗瀛“唯唯而退”。曾国藩没有在南京城中闲坐太久，很快他便重新走上战场。南京被攻破以后，太平军余部和长江以北的捻军会合，成为清政府的又一心头之患。捻军是长江以北的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曾经和太平军配合作战。捻军的作战特点是以骑兵为主力，“精骑善走，灵活机动”，“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朝廷要求曾国藩会同僧格林沁、官文等钦差大臣，全力围剿捻军。年5月18日，以剽悍著称的僧格林沁骑兵在曹州被捻军歼灭，僧格林沁本人战死。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文武官员归其节制，督兵剿办捻军。曾国藩仍然坚持和太平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但求立脚之坚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此贼（捻军）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他调集2万湘军和6万淮军参加作战，同时要求各级地方查办民圩、坚壁清野，准备逐步歼灭捻军。曾国藩采用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不能收效于一时，朝廷中议论纷纷，很多人指责他“督师日久无功”。年老多病的曾国藩如同他手下的湘军一样，在战场上呈现一股“暮气”。他自觉惭愧，奏请派李鸿章到徐州督师。年12月7日，朝廷命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继续剿办捻军。回到两江总督的任上，目睹清王朝残破的景象，曾国藩感到非常痛苦：“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者。”面对帝国的衰弱，年老的曾国藩颇觉无能为力，用双肩支撑起的王朝远不是理想中的面貌，不觉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绪：“人以极品为乐，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事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年7月21日，曾国藩与他的门生赵烈文坐在一起闲谈。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赵烈文说：天下统一的时间太久了，势必走向分裂。但是，朝廷一直谋求专制和威权，对地方实施严密控制，要不是朝廷变得衰弱不堪，是不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的。我认为，将来必定是朝廷倒了，地方上各自为政，天下纷乱。估计用不了50年吧。赵烈文真是个伟大的预言家，45年之后清廷果然倾覆了。当时，听到这些话，曾国藩好久不语，蹙眉凝思，然后说：“朝廷南迁如何？”赵烈文说：“朝廷恐怕要倾覆的，怕是学不了晋朝、宋朝。”曾国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在赵烈文看来，满族贵族进入中原伊始，以残酷屠杀的方式取得政权，为后来的统治留下恶果，晚清时期的朝廷仅仅依靠不施暴政是不能保证清朝不倾覆的。赵烈文（—）：江苏常州人。1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成为他的学生。离开曾国藩以后，赵烈文在直隶州做过两任知州。他的《能静居士日记》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湘淮军及晚清史的重要史料。曾国藩无法反驳赵烈文，心中闷闷不乐。外部世界无法期待，曾国藩只能抱残守缺，坚守一方精神家园。一日，赵烈文来到曾国藩家中，用餐过后，问道：“到您的家中来了很多次了，见您吃的饭菜中没有鸡鸭，难道你们也不吃火腿吗？”曾国藩说：“不吃。家里没有啊。原来的时候别人送礼，我们都不收，时间长了便成了风气，好久也没有人馈送了。要是想喝点绍兴酒也要按斤到外面零沽。”赵烈文叹道：“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考虑到晚清时期总督每年的额外收入一般要有18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7万元人民币，曾国藩的确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是令人钦佩的。以旧文化迎接新世界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传统儒家学说在他的心目中有如宗教般神圣。他在北京担任京官的时候，和倭仁等理学大师交往甚密，他们坚信中华文化远远胜于外邦的“奇技淫巧”。与倭仁不同的是，他后来离开了京师，投身到了战火之中，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便迎面而至了。曾国藩在衡州编练水师，从广东购买火力猛烈的洋炮置于战船之上，他知道湘军多次战场取胜“实赖洋炮之力”。进入安庆，看到“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曾国藩的心中充满忧虑，“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洋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不得不感叹：“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知道洋人器物的厉害，曾国藩自然想到利用、学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此次款议（指中外和约）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造船制炮。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进驻，稍事安顿，他便在城中开设军械所，制造轮船和大炮，“阴有争雄海上之志”。他“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由此知道，洋人的东西并非能够随便学来、掌握。他不能得其要领，常向幕府中的人说起自己的心思。幕府中的人议论之后向他进言，“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曾国藩）颇首肯”。同治二年（年）秋季，正是湘军围攻南京的紧要时刻，曾国藩把当时的“海归”容闳请到幕府中，向他咨询有关设立机器厂的事宜。容闳来到安庆，向曾国藩等人提出自己的建议：“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机器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机器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殊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器者也。枪炮之各部，配合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曾国藩很快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并决定由容闳前往美国采购各类机器。年10月，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两年后机器运抵上海。李鸿章同样有在上海建厂的想法，这时候已经花费4万两白银购买了美国商人的企业旗记铁厂，厂址位于虹桥。容闳从美国购进的机器合并进去，加上上海、苏州炮局的设备，年9月20日，“江南制造局”建成投产。年，江南制造局移往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被人称为“中国第一厂”，为中国的军工、轮船等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李鸿章在工厂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然曾国藩在初起阶段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容闳后来在自传中感叹说：“世无文正（曾国藩），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年，大多数留美幼童返回国内。当时，李鸿章等人正在筹备近代海军、海防，于是，有43名留美幼童被分发到新成立的与海军有关的部门工作（几乎占94名回国幼童的一半），包括詹天佑；有20名留美幼童被分配到刚刚兴办的天津电报学堂；有8名留美幼童被分配至开平矿务局路矿学堂；还有多人从事外交、铁路等方面的工作。如果人们因此便认为曾国藩会放弃对儒家文化的信奉，那就低估了曾国藩骨头的硬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曾国藩多年自省修身的成果。同治元年（年），李鸿章到了上海，多次给曾国藩写信，以羡慕的口气告知西方装备的威力，俨然抛弃了中华文明，全然倒向了洋人的器物。曾国藩虽然承认洋人的武器厉害，却相信那些器物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实在是“末”与“本”的关系。他给李鸿章回信，惊诧地询问其是否中了邪术，教导自己的门生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用今天的话说，曾国藩认为人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对于长江下游的战事，曾国藩自信地说：“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他认为无需借助洋枪洋炮，湘军同样能够平定太平军。正因为这样，他对西方武器的重视远远达不到李鸿章那般崇拜的程度，湘军的武器装备更新缓慢，淮军一跃成为清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西方世界对曾国藩的冲击并非只来自于看得见的坚船利炮。在当时，清朝人普遍认为洋人是野蛮的，有着“犬羊之性”。渐渐地，曾国藩惊异地发现，“西人素重信义”。首先，英法联军按照签署的协定如期从北京撤军，这件事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个震动；同治初年，他听说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的“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多万”，便感叹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同治元年（年），代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经过安庆。受奕?之嘱，曾国藩予以接待。一番交谈后，赫德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了解到更多的来自西方的信息。随后，他致函奕?：“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可和尊重。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认为，和洋人打交道，也应该做到“诚”、“信”、“笃”、“敬”四个字，这是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在那个时代的折射。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年，曾国藩从南京出发，巡视各地。5月31日，他到达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在视察过程中，曾国藩表现得饶有兴致，且在日记中详细描写了新造轮船的结构。在参观过程中，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文正（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在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时候，制造局附属的翻译馆正式开馆了。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吸引了很多中外学者在其中工作，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徐寿等人提出了创设翻译馆的想法，认为“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今知”。年上半年，徐寿等人翻译了《汽机发轫》等四本书，送曾国藩审阅。拿到译书，曾国藩击节叫好，正式上奏朝廷，请开办翻译馆。他在奏折中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令勒成书。（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设立之后，共翻译余种书籍，涉及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史志、船政等各类学科。历史学家王尔敏评说：“当时对西方知识最能发生推广作用的，是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沪局自同治七年设立翻译学馆起，迄于清末，前后共译成西书凡二百种之多。”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曾国藩卸去直隶总督，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南京的曾国藩精神疲惫，尽显老态。不过，他还是帮助容闳完成了一件大事：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应容闳所请，他联合李鸿章上奏朝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向美国派遣留学幼童的方案最终获得朝廷批准。为了培训赴美学生，容闳在上海设立一所预备学校，曾国藩幕府中的刘开生担任校长。学校容纳30人，这是第一批派送美国学生的定额。容闳计划往美国派遣名12至14岁的少年，分4批，学习时间以15年为一期。在那个年代，愿意赴美的学生很难招到，容闳无奈之下，只好赶到香港，从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聪颖的学生，所以第一批赴美学生，大多为广东人，其中又以香山人居多。年8月11日，首批30名中国学生由上海出发前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便是其中一员。詹天佑的家境并非赤贫，他的父亲不愿他出洋，希望他读圣贤书。他家的一位姓谭的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同时又喜欢年幼聪明的詹天佑，反复劝说詹父允许儿子出去留学。詹父不同意，谭姓邻居只好答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詹天佑，詹天佑才得以成行。在年至年之间，清政府先后分4批向美国派出名留学生。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有多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有22位进入耶鲁大学，其中有詹天佑、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有8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有3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其中有唐绍仪（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有1位进入哈佛大学。留美幼童在美国接受西式教育，逐渐接受西方文化，这令在美监督幼童留学情况的清朝官员感到不安。清廷接到相关报告后，决定将留美幼童撤回国内。从年开始，在美的留学幼童逐渐回到国内。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向美国派遣留学幼童的计划半路夭折。尽管如此，这次行动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童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为，时人薛福成评论说：曾国藩“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之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曾国藩如此一步步走来，大致出于他所信奉的一个“拙”字。延伸阅读辜鸿铭笑侃南京衙门之陋文正公（曾国藩）《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曾国藩）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令人心胆俱裂的大祸年9月6日，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年年底，他由南京起行，先往北京。“那时慈禧当权，对曾国藩寄望很殷，要他整理直隶省的营务（军务）和吏治。”到任后，曾国藩勤于吏治，“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劾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慈禧太后交给曾国藩的另一项任务是练兵。太平军、捻军平定之后，湘军、淮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减，留下来的部队由临时编制改为国家常备军。湘军、淮军的战斗力还是强于绿营兵，他们驻守在较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被称为“防军”。原来的勇营中，曾国藩的湘军被裁减的最多，已经不成气候；因为在西北作战，左宗棠所率老湘军基本被保留下来，至年留有80营，分布于直隶、江苏、山东等地；李鸿章的淮军也被裁减不少，甲午战争前夕只剩下3万人左右，分别驻扎在天津、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威海卫等重要地区。清廷并没有放弃八旗兵和绿营兵，因为大清江山是不能寄托在“兵归将有”的湘军、淮军的身上的。年，崇厚在天津用西方武器装备了一支0人的旗人部队，称之为“神机营”，由此开始重整八旗兵、绿营兵。绿营兵的整训是年开始的，直隶绿营兵中的部分官兵被挑选出来，重新组织，标榜“简器械，勤训练”，故称为“练军”。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继续推进绿营兵的整训。对于练兵，他认为不外两法：一是“就本管之镇将练本管之弁兵”，二是“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意思是：从湘军、淮军中挑选部分将领训练北方的新兵；担负训练职责的将领将来带兵打仗，以此加深官兵之间相互信任、依存的关系。在年之前，原有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已不堪用，防军和练军的兵力大约有35万人左右（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练军得到重新训练，武器得以更换，部署在全国各地，主要任务是维持各地的稳定。至于对外作战，清廷仍寄希望于李鸿章、左宗棠率领的防军。然而，因为久不征战，晚清社会又是一个腐朽的社会，被保留下来的湘军和淮军逐渐腐化，至年，战斗力也远不及创建之初强悍，最终不敌来自日本岛国的武士。曾经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写作《湘军志》时说：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戆拙而今谝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在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遭遇一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案件，即“天津教案”。这是年发生在天津的一次大规模中外冲突，主要产生于当地民众和法国天主教徒之间。在天津境内，当时常有幼童失踪的案件发生；而当地教堂从慈善角度出发，经常收留弃婴和孤儿，并对送弃婴和孤儿到教堂的人予以酬谢。当地民众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便得出结论：教会拐骗婴孩，“修女们把他们害死，挖出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心脏，备作迷魂药和各种奇怪药物之用”。愤怒的情绪不断堆积，随时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6月，一种传染病导致教会育婴堂三四十名婴儿死亡，他们的尸体被当地民众发现，教会拐骗、残害婴孩的说法得到了表面上的印证。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被引发了：6月21日，天津民众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及随从3人，打死西方传教士及民人17人，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及两处法国教堂、4处美英教堂。“天津教案”爆发后，法国向中国沿海地区派出军舰，新的战争一触即发。“天津教案”发生后，朝廷责令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在当时的形势下，“天津教案”几乎无法处置。如果法国方面的意愿得不到满足，中外可能重新开战；天津民众的意愿得不到满足，“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难免会有洪、杨之乱。曾国藩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认为“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他启程前给他的儿子留下遗书一封，其中说：“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他战战兢兢地前往天津。尽管很难处理，曾国藩对“天津教案”大致持有这样的态度：“臣但立意不欲与之（法国）开衅，准请酌理，持平结案。”也就是在不引发中法战争的前提下，力求秉持公平的态度。到达天津之后，他拖着病体，多方调查，细致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认定：所谓洋人挖眼剖心之说是诬告，于是“出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严禁滋事，并将天津知府、知县撤任”。曾国藩的处置意见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的士大夫对曾国藩口诛笔伐，大骂他“媚外卖国”；在北京的湖南籍举子砸碎他的官爵匾额，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以讽刺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曾国藩的声誉骤然跌落。视名声如生命的曾国藩饱受刺激，自称“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没想到老来遭此大祸，心胆俱裂”。看到曾国藩陷入窘迫的境地，朝廷急忙诏令李鸿章前往天津，接手“天津教案”。曾国藩问自己的门生如何处置“天津教案”。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不管怎样，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是合肥一带的方言，指无赖的腔调，有“不讲道理，应付了事”的意思。沉吟良久过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后来，“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是：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18名杀死法国、俄国属民的中国人被处斩，另有25人被判充军；向外方支付46万两白银作为各项赔偿；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谢罪专使前往法国，向法国政府道歉。这个判决大致符合曾国藩的初衷，从大的方面讲，中方做出一定的让步，付出小的代价，力求息事宁人。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以今日比之康熙时，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局耳。”法国方面对此判决不甚满意，却因为专注于普法战争，只能作罢，中法之间没有酿成大的事端。从今天看，这个判决是符合中方最大利益的。在当时，中国民众和外国传教士爆发冲突的地方并非只有天津一地，在芝罘、扬州、台湾、南京等各地都有教案发生，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非常浓厚，如同一堆干柴，极容易被点燃，形成燎原之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天津教案”做如此处置，相当于在干燥的柴堆上洒了一些水，使全国的局势得以控制，避免了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大规模排外事件的发生。延伸阅读晚清风云人物的姻亲关系曾国藩三女、四女分别嫁罗泽南次子、郭嵩焘子；郭嵩焘次女嫁李鸿章侄子；曾纪泽娶刘蓉长女；曾纪泽长女嫁李鸿章另一侄子；罗泽南子娶胡林翼之妹；胡林翼娶陶澍之七女；左宗棠女嫁陶澍子；左宗棠侄子娶胡林翼之妹；左宗棠之兄和郭嵩焘是亲家；贺熙龄小女儿嫁左宗棠长子；林则徐次女嫁给沈葆桢；李鸿章三女嫁张佩纶。——李扬帆，《走出晚清》一个“不信书，信运气”的人年9月，曾国藩心力交瘁地把直隶总督的职务交给自己的门生李鸿章，自己回到两江总督的任上。此时的曾国藩虽然只有60岁，却身体多病，处于风烛残年的状态。大约一年半之后，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病逝。后来，他的幼女在《自订年谱》中记述了他逝世时的情景：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曾国藩）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聂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国藩逝世后，朝廷追赠“太傅”头衔，谥号“文正”。时人及后人对曾国藩多有极高的评价，左宗棠评论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容闳感叹道：“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梁启超则称赞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有意思的是，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他日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通过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守信念的人，也是一个通达、风趣的人。是的，在晚清出现曾国藩这样一个人，挽救了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确是具有很大偶然性的。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相信，自己信守的理念肯定会流传下去，他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人研究他的热潮经久不衰。人们惊叹于他传教士一般的修身自省，人们折服于他清教徒一般的道德恪守，总之，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性光辉，那是在一个民族自尊心屡遭打击的时代里人们对民族文化之根的依恋和崇尚。曾国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坚守儒家传统文化，却不像倭仁等人那样食古不化，没有逆时代大潮而动。他坚守着“诚”、“拙”、“信”、“勤”、“俭”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又在洋务运动中做了很多开拓性的事业，晚清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其实，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生活于传统社会即将分崩离析的时代，曾国藩是痛苦的。在去世之前，他常常自叹：“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乞速死为逾耳。”曾国藩这样痛苦，说明在晚清那样一个剧变的时代里，如果只是遵循传统道德，只是依靠儒家文化，是不能够为民族和国家找到出路的。既然这样，那么像曾国藩一样热爱传统文化错了吗？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热爱，有着很强的自豪感，这是无可非议的。著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生于法国，生长于美国，他曾经说：小时候法国人跟我说法国最伟大，父母则说中国最伟大，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到7岁时，我想获得具体的答案，慢慢开始思考。我们常见一种思维：相信特定的文化会偏心某种价值观。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我的选择是不选。（《南方周末》，.3.15）在晚清，人们以儒家文化为自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儒家文化与中国帝制体制长期以来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帝制体制又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当人们不能把儒家文化和帝制体制很好地分开，认为坚持儒家文化就必须坚持专制体制的时候，儒家文化便帮了专制体制的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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